本刊记者 孙冰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下称《建议》）发布后，引发全民热议，海外也高度关注。

“十五五”时期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近日，就多个 “十五五”热点话题，本刊记者专访了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副会长董煜。

董煜曾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工作，从“十一五”到“十五五”，一直深度参与国家五年规划编制工作，是“十五五”规划总体思路研究课题组主要成员，也是多个领域“十五五”规划基本思路研究课题组组长，并担任多部委“十五五”专家委员会成员。

本刊记者 马铭悦I摄

《中国经济周刊》：《建议》公布后在全社会掀起了很大的讨论热潮，而且海外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的关注度也很高。为什么中国的“十五五”规划这么受关注？

董煜：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一条重要经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重要政治优势。中国的五年规划在当今世界是独一无二的，非常具有自己的特点。

无论是研究制定政策，还是建设运营工程，既不能间隔太长，无法根据新的形势进行调整更新；又不能朝令夕改，无法提供稳定的预期。五年的周期介于短期和长期之间，恰好能够较好地安排和衔接短期任务和长期目标。通过中长期工作的阶段性安排，实现发展的循序渐进。

中国“十五五”规划在海外的关注度很高。究其背后的原因，还是中国的发展成就越来越受世界瞩目，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中国的模式和经验进行研究和思考。

我看了社交媒体上的留言，很多海外朋友都在讨论为什么中国可以持续做五年规划，而在他们的国家却很难实现。

其实，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需要以中长期目标作为牵引，来避免增长波动和短视化，而中国的五年规划恰好克服了治理中的短板，因此各方面都会比较关注。

《中国经济周刊》：各部门和各地区正在陆续制定各自部门和地区的“十五五”规划，在这个过程中，如何才能高质量地做好编制工作，齐心协力绘制好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

董煜：各部门和各地区在制定“十五五”规划时，首先要将规划的重大事项、主要内容和着力方向与国家的规划做好衔接，确保与国家大方向一致，这是根本性前提。

其次，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因地制宜。不能笼统照搬照抄，也不能停留在“写一篇文章”上，沿用成例多，突破创新少，而是要找到适合当地的特色产业，发挥自己的优势。这是高质量做好各部门和各地区“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的关键，也是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强调的内容。

比如，各地在规划中都非常重视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发展。“十五五”期间，发展新质生产力一定是一个重要主题词，各地规划中都会进行重点阐述，这就需要提前进行统筹。从基础条件看，并不是所有地方都适合求“新”追“高”，要避免出现一哄而上、重复建设甚至出现互相攀比、恶性竞争的状况。

另外，对于很多地方的规划来说，“十五五”时期一个大的变量来自人口的变动，这会直接影响一些地方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布局。此外，人口老龄化问题同样是规划需要正视的问题。

我希望“十五五”规划编制完成后，不会出现“千城一面”，而是能使当地老百姓真正感受到规划是自己的规划，规划的落实也是一个体系化的落实。

我们提醒各方面，要特别重视区域方面的“第三大战略”，即主体功能区战略。贯彻“因地制宜”，很大程度上就要看各个地方的主体功能定位，要根据这个定位谋发展。

《建议》在这个部分专门有一句“推动战略性产业、能源资源基地等布局优化”，之所以放在这个位置，就是因为产业发展的空间布局与主体功能区紧密相关，建议各类经济研究机构可以对此重点关注。

《中国经济周刊》：《建议》指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其中提到的“投资于人”，老百姓关注度很高。有些观点认为，这意味着“十五五”时期，收入分配体制将迎来重大变化。投资于人，应该投给谁？怎么投？

董煜：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是这次“十五五”规划建议当中的一大亮点，实现了发展目的与发展路径的更好结合，实现了投资目标和投资结构之间的有机协同。

对投资于人的理解并不复杂，人的需求在哪里，我们的投资工作就要跟进到哪里，这是投资理念的一大创新和转变，也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在投资领域的重要体现。

比如，养老、托育、医疗等与老百姓需求息息相关的重要领域，都会加大投资比重，财政支出也会更多用于这类投资。再比如，建设更多的停车场、充电桩、旅游公路以方便居民出行和生活，这些也会是下一步的重点。

消费与内需是紧密结合的，因此，消费是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的重要结合点。《建议》在消费部分特别强调城乡居民增收计划，这也是老百姓比较关注的内容。消费的底层逻辑在于收入，因此中央的部署是在这方面打一个组合拳。

增收的关键是就业。《建议》中提到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这里将“高质量”与“充分”结合非常重要。通过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让企业有更多的意愿去招聘员工和提高工资，这是增收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兜底部分，也会通过继续提高基础养老金等方式来增强消费意愿。

关于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本身，我们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上，确实会有更大的改革动作。增收不是一个简单的静态过程，而是要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

《中国经济周刊》：“科技”和“创新”是《建议》里的高频热词。在部署“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时，《建议》中提到的完善“新型举国体制”、采取“超常规措施”和“全链条推动”，应该如何理解？

董煜：新型举国体制主要是瞄准科技领域的重大前沿领域，集中力量和资源进行关键技术突破。

比如，我们已经通过构建国家实验室体系等举措，为关键技术攻关提供了基础性平台支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要创新相应的发展模式，如打造更多共性技术平台、打造一些区域性科学中心、加快教育科技人才融合等。与此同时，我们要培育一部分以企业为龙头的创新联合体，让企业也能够在基础研发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超常规措施，核心是缩短在关键领域的创新和应用周期，手段包括提供更多的科技研发经费；相关部门加强协调，有效调动要素；各地方政府多给予硬性支撑等。当然，也包括体制机制上，给予科研人员更充分灵活的激励机制，给予他们更大的自主权和更大的发挥空间等。

全链条推动则指的是不光是要在某些点上面突破，而是要真正建立完整的具有自主技术优势的产业链条。

《中国经济周刊》：《建议》提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以人工智能引领科研范式变革，抢占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制高点，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中国在AI这场“未来之战”中，优势和着力点在哪里？

董煜：AI既要是好技术，也要能赚钱。AI的技术创新需要与产业创新充分融合。AI是机会还是泡沫，关键在于是否有场景。如果没有场景，就是泡沫；如果有场景且能够使AI的成本控制在合适范围内，那就是巨大机会。

中国在成本控制和应用端具有非常大的优势，我们可以较快完成从实验室到商业应用的转化过程，我们在这方面的优势将来会越来越多地体现出来。

比如，中美AI的应用场景就非常不同。我们的制造业中正在出现越来越多的 “黑灯工厂”，中国的“智能工厂”数量比例在全球是领先的，这些都是我们能够将AI直接应用到制造业场景中的体现。而其他国家可以将AI技术转移到的产业场景并没有那么多，意味着在一些领域的更新迭代速度未必能跟上中国。

再比如，我们移动端的AI应用速度非常快，越来越多的面向消费者尤其是年轻人的产品和服务中会看到AI的影子。我们在这些方面确实存在很大的竞争优势。

另外，AI竞争的底层是能源的竞争。我们的能源优势非常明显，在有些国家，AI应用大增已经导致居民的电价大幅上升。而我们的能源网发展让我们的能源供给能够跟上AI的发展的需求，这也是我们的一大优势。

《中国经济周刊》：《建议》提到了要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接下来，我们的“反内卷”要如何出实招，见实效？有老百姓会担心，国家在重点行业“反内卷”会导致涨价？

董煜：“反内卷”需要找准重点领域，即价格战较为激烈的领域，以及对中小商户影响较大的领域。在这些范围内，对重点行业和产能可能需要进行适度控制。在价格竞争过于激烈的地方，可能需要采用反不正当竞争等监管手段来规范市场非理性行为。

但“反内卷”并不是反竞争，合理的竞争应当存在，只有存在竞争，价格才会保持在合理水平。要让整个生产链条上的中小供货厂商都能得到合理收入，回款时间更加合理，让他们能够获得长久的可持续发展。

我认为，终端价格出现急剧上涨的可能性较小，因为合理竞争仍然会存在，老百姓会享受到与价格相匹配且质量更好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