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王红茹｜北京报道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2025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强调，要“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稳定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保险”。

在此背景下，如何理解“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深刻内涵？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就业市场面临的主要结构性矛盾是什么？针对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政策的着力点应如何布局？围绕这些问题，本刊记者专访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智库首席专家莫荣。

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质量充分就业

《中国经济周刊》：“十五五”时期将“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置于突出位置，是基于怎样的背景？其紧迫性体现在哪里？

莫荣：高质量充分就业是党的二十大提出的重要目标。2024年5月27日，中央政治局围绕这一主题举行集体学习，将其确立为“新时代新征程就业工作的新定位、新使命”。当前，我国已实现比较充分的就业，下一步要在这一基础上推动就业向“高质量”跃升。

这意味着，我们不仅要保障就业规模，更要提升就业质量，包括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稳步提高劳动者收入水平。

中央将高质量充分就业摆在突出位置，并将其作为重要政策方向提出，背后是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深层逻辑。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支撑：只有实现更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劳动者收入才能持续增长，进而有力推动消费扩大、内需提振。事实上，目前消费已经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

因此，高质量充分就业既是经济增长的基础支撑，也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生动实践，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路径，充分体现了我们党执政为民的根本理念。

《中国经济周刊》：“高质量充分就业”相较于过去“就业率”的提法，其核心内涵发生了哪些深刻变化？

莫荣：“高质量充分就业”这一概念，相比单纯的就业率、失业率指标，不仅要求就业率高，失业率处于较低水平，更强调就业本身的质量。这就涉及对“充分就业”的理解。当前，我国一般将自然失业率控制在5%左右视为实现充分就业的基准线。

回顾国际经验，美国在上世纪发现劳动力市场中始终存在约2%~3%的失业难以消除，最终被经济学家界定为“自然失业”，即在求职与招聘匹配过程、结构升级中必然存在的短期失业。到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后，技术快速迭代导致结构性失业凸显，技术变革导致原有劳动技能失效，需要重新培训才能适应新技术岗位，结构性失业增加。这一时期，充分就业对应的自然失业率也相应上升至约5%~5.5%。

我国在2002年将5%左右的自然失业率确定为充分就业的参考线，近年国际社会又将5.5%~6%视为可接受的自然失业率范围。

我国这一标准与国际上普遍认可的充分就业自然失业率水平基本一致且更优，加上“高质量”，更体现了我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就业优先战略的考量。

技能供给与市场需求存在错配

《中国经济周刊》：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就业市场面临的最主要结构性矛盾是什么？其中最亟待解决的是哪个问题？

莫荣：我国就业市场面临的主要结构性矛盾，突出表现为技能供给与市场需求之间的错配。例如，高等教育中法律、外语、会计、财经等专业设置规模较大，但市场实际需求更多的是面向企业一线、具备实操能力的技能型劳动者，而理工科人才和技术工人供给则相对不足，这构成了当前较为显著的结构性矛盾。

目前备受关注的青年就业问题，在相当程度上也源于这种结构性失衡——部分高校毕业生所学专业与市场需求脱节，造成“就业难”与“招工难”并存的局面。

此外，各类困难群体的就业问题也亟待关注与解决，这些都是当前就业工作需要重点应对的挑战。

《中国经济周刊》：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大龄劳动者等群体在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方面分别面临哪些困难？针对这些群体，政策发力点应有何侧重？

莫荣：高校毕业生面临的就业挑战主要集中在专业匹配、求职技能和社会认知等方面。部分毕业生对社会需求了解不足，求职能力和择业观念仍有待提升，这些问题尚未得到充分解决。

在就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农民工群体面临显著压力。例如，受市场波动影响较大的建筑业，其用工需求变化对大龄农民工等群体的就业造成较大冲击。可见，不同就业群体均面临着各自的困难与诉求。

针对这些结构性难题，国家政策正采取差异化、精准化的支持措施。比如，针对高校毕业生，目前已建立常态化就业促进机制：每年召开专题会议部署工作，将职业指导与创业培训前置至校园，组织开展专场招聘活动，并建成专用就业服务平台，为毕业生提供更丰富的线上岗位资源和求职机会，多措并举促进其顺利就业。

AI如何重塑劳动力市场

《中国经济周刊》：当前，生成式AI等技术正在重塑劳动力市场。您认为它将在多大程度上替代现有岗位？又将创造哪些新的职业和就业模式？

莫荣：过去10年，关于AI对就业的影响，公众与学界的看法经历了显著变化。早期普遍认为AI主要替代重复性劳动，不少经济学家持乐观态度；而近年来随着生成式AI与具身智能的发展，其对脑力与体力工作的双重替代能力引发广泛担忧。事实上，这种替代趋势确实存在，且可能在未来波及更广泛的岗位。

然而，技术替代往往伴随着新的创造。AI在提升劳动生产率、推动国民产出增长的同时，也将催生新的职业类别和产业链条。

未来的工作模式将逐渐转向“人机协同”，但需认识到，替代与创造在时间、程度和人群分布上并不同步——替代往往先于创造发生，阶段性冲击可能集中体现在青年、白领等群体，而新岗位的产生则需要一定的培育周期。

若能秉持“就业优先”的理念，对替代进程加以有序引导，便有望实现平稳过渡。例如，在某些领域采取分阶段、渐进式的替代策略，兼顾就业稳定与技术迭代。

这也对就业政策设计与公共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值得强调的是，挑战之中亦蕴藏机遇：AI的赋能作用有望改造低质量岗位，提升劳动者技能与收入，减轻工作环境中的体力与风险压力，从而在整体上推动就业质量的升级。

因此，面对AI带来的就业变革，关键在于主动规划、分类施策，推动形成替代与创造良性互动的就业新生态。

积极完善新就业形态人员保障体系

《中国经济周刊》：平台经济、零工经济等新就业形态提供了大量灵活性岗位，但也带来了社会保障覆盖不足、劳动关系认定模糊等问题。如何切实保障这些劳动者的权益，将其纳入“高质量就业”的范畴？

莫荣：当前，我国灵活就业人员规模已超过2亿人，新就业形态人员接近1亿人。新就业形态在劳动关系、社会保障等方面呈现出一定的特殊性，也带来了相应的政策与管理挑战。

针对这些情况，相关制度正在积极探索和完善中。例如，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已取得成效，并将进一步扩大覆盖范围。像快递、外卖小哥等灵活就业人员，在工作中发生摔伤、碰撞等意外时均可获得有效保障。

与此同时，相关部门也在持续研究如何推动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社会保险体系，逐步健全适合其就业特点的社会保障机制，切实提升这一群体的劳动保障水平。

《中国经济周刊》：展望“十五五”乃至更远的未来，您理想中的中国就业市场图景是怎样的？在工作方式（远程办公、人机协作）、劳动关系、收入分配等方面可能出现哪些趋势性变化？

莫荣：我国就业市场的发展路径与国外存在明显差异。不少国家和地区均面临的是岗位总量不足的问题，而我国始终致力于扩大就业容量，让有意愿的劳动者都能进入劳动力市场，通过就业实现个人发展、提升收入。

在工作方式上，远程办公、人机协作等模式将日益普及，尤其在“十五五”期间，人机协作预计会更加深入和广泛。这也将带动劳动关系的演进和收入分配机制的调整。

例如，掌握AI技术的劳动者收入可能快速增长。但与此同时，AI也将赋能更多普通岗位，推动其升级转型，从而帮助更多劳动者实现技能提升和收入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