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嘉宾 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 郑永年

本刊首席摄影记者 肖翊I摄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也是我国深度参与全球治理、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抓手。

从人口来看，广东去年常住人口增量居全国首位，有1.28亿常住人口。再加上香港和澳门，大湾区具备强劲的人口红利。因此，我认为，对于我国下一步的发展，不看广东，可能是不行的。

从经济规模来看，据统计，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总量已超过纽约湾区和旧金山湾区，与东京湾区基本持平。展望2035年，粤港澳大湾区定能成为全球规模领先的经济中心与科创中心。

广东有何责任

“挑大梁”，是广东应当承担的责任。

自改革开放以来，广东被赋予了许多光荣称号，例如“改革先锋”“先行者”“领头羊”……在过去，广东确实名副其实，对得起这些称号。

进入新阶段，尤其是进入“十五五”时期，我们面临着新的国际环境，有严峻的挑战，也有重大的机遇。因此，国家对广东有新的需要，社会对广东有新的期待，广东肩负着重要使命，要有“挑大梁”的责任感和担当。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目前，我国的人均GDP约为1.3万美元，根据经济学家的讨论，要成为中等发达国家，人均GDP至少要实现2.5万美元，甚至是3万美元。

从1.3万美元到2.5万美元，我们还有一段路要走。对于广东而言，目标不止于达成自身的高质量发展，而是要引领整体的经济发展。

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广东要有更强的责任感。从互联网到人工智能，在世界范围内，技术和产能高度集中在中美两国，并且高度集中在几个区域。

其中，中国有三片区域，一是粤港澳大湾区，香港、深圳、广州为中心城市；二是长三角区域，从上海、苏州到杭州等；三是北京地区，这里集中了最为优质的高校和科研机构，有极强的科研基础，科技应用多传递至珠三角区域，也有部分传递至长三角区域。

因此，在国际竞争中，身处粤港澳大湾区的广东更应该承担起相应的责任。

广东要做什么

要扛起“挑大梁”的重任，广东需重点抓好五方面工作。

一是构建全域协同的大科创体系，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香港有多所国际排名靠前的大学，广东也有南方科技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深圳）等高校，若是能将两地的基础科研融合统筹，将会使这片区域的基础科研能力迅速发展。

二是推动应用技术成果高效转化。

广东要通过应用技术的转化，发展制造业，形成多个新产业集群。在应用技术转化层面，珠三角一直走在世界前列，但仍然有很大发展空间，例如生物医药、游戏、人工智能等，潜力巨大。

三是以三大中心城市为牵引，建设世界级的城市群。

我们要建立以香港、深圳、广州为中心的世界级城市群，这十分重要。美国虽然存在多种问题，但在经济和科技上仍保持领先地位，原因在于其有多个地域嵌入型的世界级经济平台（通过营造区域经济、知识和规则一体化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环境，对世界资本、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形成吸引力和向心力，推动区域优势产业完全嵌入全球生产链，从而保持区域经济技术持续升级的世界级经济平台）或经济枢纽来吸引高端的技术和人才。

四是要构建大湾区共同市场。

我国提出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这可以从构建大的区域市场开始，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市场非常重要。随着区域共同大市场的构建，粤港澳大湾区的11个城市间的生产要素流通将更加顺畅。

五是加快广东企业出海步伐。

广东在东南亚有非常不错的影响力，我们要利用好这一点。广东应继续发扬改革开放精神，尤其是特区精神，加快改革步伐、加大改革力度。

应该如何做

激发大湾区活力，我建议广东从五个维度持续发力。

第一是建设、完善大科创体制。要重新定义人才，重视工业人才；加大对年轻人和专精特新企业的支持力度；开放国家实验室科研工具，完善风投体系、做大“耐心资本”。

第二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聚焦城市群与共同大市场，释放城市群协同活力。

第三是优化监管体系。在守住底线、红线的同时，解决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游戏等领域的技术成果外流问题，平衡发展与安全。

第四是推进制度型开放，以前海、横琴等平台为试点，加快与港澳在规则机制上的对接融合。推动湾区城市间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上的对接衔接，以横琴、前海、河套、南沙4个节点为抓手，通过“港澳+”“香港+”模式以点带面实现大湾区规则统一。

第五是联合港澳搭建企业出海服务平台，推进制度开放。我建议企业可以先在南沙、前海等地布局，与香港合作，以更好实现企业出海。

（本刊记者牛朝阁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