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懿

什么是“租金”？

在经济学中，“租金”或更准确地说是“经济租金”（Economics Rent），指的是任何生产要素（如土地、劳动力、资本）所获得的超过其机会成本的收益。

举例而言，一位顶级职业运动员，年收入高达1000万元，但即便年收入只有200万元，他也愿意继续从事该职业（这200万元是他愿意留在该行业的最低报酬），那多出来的800万元就是这位运动员的“经济租金”，源于其独特的天赋和难以替代的技能。

在寻租理论（Rent-seeking）里，寻租行为指的是个体或团体通过非市场手段获取超额收益，而不是通过创造财富或增加生产效率来获得收益。通俗地说，寻租行为就是不靠“创造价值”赚钱，而是把精力用在“找关系、占便宜”来获利。

这一理论清晰揭示了为何行政审批部门常成为腐败高发区：牌照的稀缺性使审批者掌握分配超额利润的权力，从而形成寻租空间。

一

然而，若将视线从有形的“牌照”与“指标”，转移到无形的“时间”，我们会发现：对时间的控制同样构成一种重要权力。一旦审批者拥有决定“快与慢”的自由裁量权，等待就变成申请人的成本，加速则有了价格——时间由此被转化为可套现的“租金”。

在许多腐败形式中，拖延或加速流程成为一种寻租和设租手段。

比如，当企业急需资金“续命”，等待就意味着真金白银的成本和生存风险。此时，“时效”本身便成了一种可供交易的稀缺品。寻租者正是利用这种时间压力，通过人为设置障碍、拖延流程，将本应正常的“效率”异化为一种需要额外付费的稀缺服务。

这笔为“加速”而付出的费用，本质上就是被勒索的“时间租金”。这种寻租行为极其隐蔽，一句“流程比较复杂”或“材料需要研究”，就成了拖延勒索的完美借口，为其寻租行为披上“合规”的外衣。

二

利用对时间的支配权来设租，是极具危害性的隐蔽寻租行为。

比如，在资本市场领域，对一家拟上市公司而言，早一天上会，或许就意味着能够把握更有利的市场窗口，获得更高的发行估值。在这种背景下，时间，就是指数级的金钱。于是，围绕“审核节奏”的寻租空间便悄然洞开，滋生出隐秘的灰色利益链条。一些经营主体打着“财务顾问”“上市咨询”的幌子，行利益输送之实，通过支付高额费用，换取审核流程中的“优先权”或“加速权”。

如果那支决定节奏的笔，不再以企业质地和市场公允为准绳，反而精准地为支付了“时间租金”的投机者“清障开道”，它在客观上形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淘汰机制。当市场竞争的赛道不再公平，最终胜出的便不再是质地最优、最具潜力的创新者，而是那些最擅长勾兑资源、“购买时间”的寻租者。

又如，在金融机构风险处置过程中，当一家机构因资不抵债被接管处置，其债权人往往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此时，处置组手中掌握着一项重要的裁量权：决定清偿顺序。

对同样身为债权人的其他金融机构而言，“流动性就是生命线”。一笔关键资金，是先兑付给张三，还是先兑付给李四，不仅是时间先后的问题，更可能直接关系到另一家机构的风险敞口与生死存亡。

掌握资源分配权力的人，无须直接创造价值，仅通过设定兑现的先后顺序，便能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对于流动性命悬一线的机构，早日兑付的诱惑足以使其甘愿支付额外代价，换取一线生机。

再比如，一个停车场也能产生“小官大贪”。看似不起眼的停车场管理员，掌握着“车位分配权”，可以决定一个人的车能停在离大门多远的地方。对普通人来说，多走几步路无伤大雅。但对于那些需要频繁拜访且视时间为生命的商界人士，一个“专属车位”所节省的时间与精力，便成了一种值得“投资”的特权。一条烟、一顿饭，就可能换来长期的“时间便利”。

它揭示了一个冰冷的现实：即便是微小权限，也存在被异化和滥用的风险。

三

这些场景共同指向了“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特征：相关行为常以市场化、合规化的形式为掩护，通过延迟兑现、优先安排等方式，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

在对金融领域腐败问题的研判中，社会的关注点往往集中于重大涉案金额、违规放贷规模等显性指标。然而，“时间寻租”这一现象警示我们，比直接窃取金钱更可怕的是，对资源配置规则的根本性侵蚀，带来了更为隐蔽和深远的负面影响。当资本的流向不再完全由项目质量与市场前景决定，而是被获取“时间优先权”的能力所左右时，便会形成破坏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损害资源配置效率的机制性障碍。

因此，打击金融腐败，不仅要严密监控异常的资金流动，也要敏锐识别并有效规制那些将时间要素作为寻租工具、扭曲市场秩序的“腐败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