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红茹

近日，2026年度国家公务员考试公告发布，其中一项调整备受关注：报考年龄放宽到38周岁以下，对于2026年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1981年10月以后出生）。

作为中国就业风向标的“国考”，此次放宽年龄，向社会传递了一个清晰而强烈的信号：年龄不应成为人才发展的硬性约束。

为什么我们的社会，越来越需要“中年人”的力量？背后是人口、经济和社会观念的深层变革。

35岁还处在“黄金阶段”

“35岁门槛”最早出现于上世纪90年代。1994年，原人事部发布的《国家公务员录用暂行规定》明确要求，公务员报考者年龄为35岁以下。此后，这一标准被各大事业单位和企业广泛沿用。

当时，中国人均预期寿命约70岁。30多年过去，中国的人口结构已发生巨大变化。到2024年，人均预期寿命提高至79岁。

面对社会人口结构变化的新趋势，制度设计也应适应这一新常态。打破35岁的年龄限制，正是我们正视并接纳一个更加多元的年龄结构的开始，也是人口发展规律对公共政策提出的必然要求。

此外，根据《国务院关于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办法》，男、女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将逐步延迟。退休年龄推迟，相应地，将考编年龄上限放宽，也显得顺理成章。而对硕士、博士等高学历人才进一步放宽至43岁，更体现出社会对高层次人才的重视与包容，合情合理。

当前，中国经济正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这一转变对人才资源配置提出了全新要求。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领下，经验积累、专业技能和跨界能力成为比单纯年龄优势更为珍贵的资源。

随着知识经济和服务业的崛起，许多岗位更需要能解决复杂问题、具备行业积累和良好沟通能力的人才。35岁以上的从业者，凭借多年积累的工作经验、行业洞察和人脉资源，恰恰能在这些领域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可以说，在当前的中国职场，35岁正处在“黄金阶段”。将报考年龄放宽到38岁乃至43岁，意味着公共部门向那些在市场、科研、社会组织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的成熟人才打开了大门。

一位在科技企业工作了10多年的工程师，可能为科技政策的制定带来一线的实践视角；一位长期扎根社区的社工，可能为基层治理创新贡献真实有效的经验；一位在高校深耕研究的学者，则可能为宏观决策提供扎实的理论支撑。这有助于优化公务员队伍的知识结构和能力构成，打破内部可能存在的“同质化”倾向，为提升公共治理的效能和精准度注入新的活力。

从更宏观的经济层面看，这一政策也有助于提升全社会人力资源的配置效率，打破劳动力市场，特别是高端人才市场的流动壁垒，从而增强整个经济体系的活力与韧性。

潜力不应被年龄简单定义

曾几何时，“35岁危机”如同一道无形的枷锁，让许多职场人在迈入中年时倍感压力。它不仅是求职路上的一道硬门槛，更演变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焦虑:仿佛“年轻”就是资本，而“年长”则成了负担。

但在今天这个知识经济时代，持续学习的能力和多元化的技能组合才是真正的竞争力。固守“年龄决定价值”的旧观念，显然已经不合时宜。

近日国考规则的调整，其意义远超政策本身。它传递出一个明确的信号：个人的能力与发展潜力，不应被年龄简单定义；年龄更不应成为职业发展的天花板。

这一变革指向一种新标准，即评价一个人，应看重其真才实学、专业素养与持续学习的能力，而不是只看他的出生年份。这与我们建设“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包容型社会目标高度契合。

作为重要的用人单位，国家机关率先打破年龄限制，为全社会树立了标杆。这一示范效应必将辐射至各类企业，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多元、包容的就业环境。

值得关注的是，一些民营企业也在打破招聘陈规。

7月8日，长城汽车宣布面向全球35岁以上人才开启专场招聘。董事长魏建军在微博上直言：“35岁不应该是终点，而是每个人面临的又一次‘开场而已’，是新的一次深蹲起跳的起点。”

2026年国考年龄限制的放宽，既是对人口结构变动的务实回应，也是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然要求，更是推动社会观念进步的重要举措。可以说，此次国考报名放宽年龄限制，带了一个好头。期待更多地方、单位和企业，尽快跟进这一利国利民的举措。

（本文作者系本刊记者）

（封面设计图为创意性构想，画面由AI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