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宋杰

近年来，我国引进国际人才在华永久居留的数量大幅增长，一批国际高层次科技人才在我国长期发展。他们为何留下？又看见了一个怎样的中国？本刊记者近日采访了已持有或正在申请“五星卡”的外籍人士，倾听他们与中国结缘的故事。

在上海徐汇一间刚租一周的公寓里，来自德国的汤亚莉（Tanja Leinthaler）翻出一本边角磨损的德汉词典对记者说：“这是我12岁时买的，当时就觉得中文像密码，越解越着迷。”这位金发碧眼的德国女性，已在中国生活了28 年。

“6岁第一次看成龙的电影，就被镜头里的中国迷住了。”汤亚莉笑着回忆。

12岁时，她靠帮人照顾孩子一个月赚了2600元人民币，每周坐20分钟车去慕尼黑市区，在中国超市买回酱油、蔬菜，还有张学友、郭富城等人的磁带，“将磁带里的歌词抄在本子上，对着德语词典一个个查，慢慢就会说中文了”。

1997年，18岁的她揣着单程机票来到中国，第一站到南京拜访了老朋友（在德国认识的教授）后就住进了上海的石库门。

“6户人家共用一个厨房和卫生间，早上排队用煤气灶，晚上听着邻居的上海话聊天入睡。”她记得那时房租每月500元，“比德国的别墅热闹多了”。“楼下张阿姨总喊我‘小汤’，端来的红烧肉能下三碗饭。”

28年里，她搬过几次家，在租房方面也遇到过一些小波折。

“外国人租房难，不是因为身份，是信息不通。” 她举例，“比如，合同里的‘押金扣除条款’，好多人看不懂就签了，事后没处说理。”她希望社区能多做点事，“比如，给外国人发个租房手册，用简单的中文写清楚‘哪些坑要避开’，或者组织个交流会，让老租客讲讲经验。”

“再比如医保，我来了28年，至今不知道怎么申请。另外，如果本地的就业服务也能为外籍人士提供更多便利，那会非常有帮助。”她提到德国的经验，“政府会给外国人免费开语言班、对接工作，这种‘托底’让人踏实。”

她说，刚搬来时，小区保安总盯着她的金发看，“后来熟了，他会主动帮我搬箱子，还教我‘侬好’的正确发音。我现在的房东，知道我喜欢中国风，特意留了个摆茶壶的架子。你看，尊重是相互的。”

她的扎根，更藏在具体的联结里：1998年，她带着德国风力发电企业，将相关技术引入中国；2003年到2025年，参加过700多档电视节目和演出，唱京剧、聊文化、演戏，做三语主持人……

“中国文化里的‘和’最打动我。”她望着窗外小院里的绿植，“我想这就是我留在中国的原因。”

2008年，作为卢甘斯克师范大学与赣南师范大学交换项目的一员，耶果第一次踏上中国土地，在江西赣州度过了8个月。

“中国像装了高速运转的引擎，到处都是建设的声音，每个人眼里都有劲儿。”他至今记得，赣州街头的早点摊老板会笑着纠正他的中文发音，“江西人太热情了，你问路，他们能直接带你走半条街”。

这种毫无距离感的善意，加上对中国发展潜力的信心，让他觉得，这里会成为世界瞩目的中心。回到乌克兰后，他立刻作了决定：“必须去到中国，在那里扎根。”

2010年，耶果第二次来到中国，参加了汉语桥比赛，舞台上外国人和中国艺术家合作的相声表演让他着了迷。

“相声艺术家丁广权先生当时在北京，我就想，一定要跟着他学相声。”在浙师大攻读研究生期间，这个念头愈发强烈。对他而言，北京不仅是相声的发源地，更是机会的海洋：“大城市里，志同道合的人多，圈子大，哪怕是想聊冷门的话题，也能找到同好。”

2013年，他终于定居北京，一边在中国传媒大学进修，一边跟着现在的搭档闫佳宝钻研相声，后来和团队一起创立了“相声遇上歪果仁”厂牌，把各国幽默融进中国传统曲艺里。

在中国生活16年，他从“异乡客”变成了“老熟人”，也攒下了一肚子实在的心得。

对相声行业，耶果看得通透：“现在缺的是优质内容。”他见过太多年轻演员找不到努力方向，“需要融入社会，看看年轻人在聊什么。他们关心职场压力、宠物日常，这些都能变成相声里的包袱。”他和搭档闫佳宝正在筹备“相声剧”，想把传统段子变成更鲜活的舞台故事，“从北京走出去，让更多人知道相声不只是说学逗唱，还能有剧情、有温度。”

如今，耶果正忙着准备海外巡演，还要把和媒体合作的“中轴线”外宣系列拍下去。他笑着说：“这里的日子，每天都有新意义。”

“小时候，我总是被中国和中国美食所吸引。”法国人希诺（Zino Helmlinger）坐在上海采访室里，回忆起童年时，眼里带着笑意。

这位世邦魏理仕的资深高管，与中国的缘分早已超越职业范畴，深植于生活的肌理。

25年前，希诺第一次踏足中国香港，一次实习机会让他近距离触摸到这片土地的活力。“香港的街巷、电影里的画面，还有总能在生日餐桌上出现的中国菜，让我认定这里藏着无限可能。”

他笑着说，当年在法国攻读MBA时，为了学中文，选修了晚间课程。“尽管如此，在法国还是找不到能练中文的朋友，我想，不如直接去中国。”

2005年9月，希诺揣着对中文的执念奔赴北京外国语大学，次年又辗转上海。从帮朋友打理中文学校，到参与法国时尚品牌在中国的拓展，他的脚步越扎越稳。

“在中国，每天都有新机会。”他提到参与的北京环球度假区项目时，语气里满是自豪，“我们陪着业主打磨定位报告，从餐厅到零售品牌，一点点把蓝图变成热闹的步行街，这种成就感无可替代。”

2024年9月，希诺拿到了中国五星卡。“在中国生活20年，每次回法国反而像做客。”他说，这张卡对他而言不仅是便利，更是“家”的证明。

“在中国生活太方便了，但对初来乍到的外国人来说，可能像闯进一个全新的数字世界。”希诺笑着举例，有位50多岁的欧洲朋友来中国旅行，站在餐厅门口犯难：没有纸质菜单，结账只能扫微信，连打车都得靠 APP。

他坦言，中国的数字化进程虽快，却让部分不习惯手机操作的外国人感到压力，“或许可以保留一些银行卡支付或现金通道，让便利更有温度”。

而对零售市场，这位参与过上海张园LV旅行家居空间、Supreme全球最大旗舰店等地标性项目的“老行家”有独到观察：“中国消费者越来越懂行，同质化竞争走不通了。”

他对品牌的建议很明确：要“找差异”。“比如餐厅，与其扎堆做网红店，不如深耕特色。”而从业主角度，他认为这一原则同样适用。“就像我们帮业主把老酒店改造成‘零售+写字楼’综合体时，先想清楚‘谁会来、需要什么’，比盲目跟风重要得多。”

“第一次来中国时，我以为只是短暂的商务旅行，没想到现在一年里有大半时间都在这里。”坐在MEZOLEN常州工厂的会客室里，来自西班牙的产品经理Joan Cirera Garde，说着一口流利的中文。

“语言是钥匙，当你能用中文读政策文件，听客户聊‘务实高效’的生意经，就会发现这里的商业逻辑藏着独特的智慧。”Joan记得第一次参与常州招商会时，中方企业代表递来的不是合同草案，而是一杯热茶，“他们说‘先交朋友，再谈合作’，这种把信任放在首位的方式，比任何条款都让人安心”。

更重要的是中国市场的活力与机遇。“你看，为了实现我们的技术与中国场景的共生，针对高硬度工业循环水，我们开发了防结垢传感器；为了满足中国热电厂‘小流量大温差’监测要求，我们开发了宽量程比版本流量计。”Joan起身走到车间，指着生产线上的设备对记者说，“中国客户的需求像活水，永远在推动我们创新。”

Joan认为：“这里不只是市场，更是能实现价值的土壤。当你看到自己设计的流量计变成工厂的碳管理终端，那种成就感去哪儿都找不到。”

“很多欧洲企业在中国受挫，不是输在技术，而是‘没听懂话’。”

在他看来，文化冲突的“雷区”藏在细节里。他举例，谈判桌上，欧洲客户习惯一上来就问“良品率怎么保证”，而中方代表更愿先聊行业趋势、企业理念，“这时不能急着推进议程，不如陪客户多喝两杯茶，等信任建立了，问题会解决得更快”。

时间观念上的差异也需磨合，“欧洲视时间线为刚性轨道，中国合作里常有‘弹性窗口’，最好的办法是把‘6月发货’拆成‘6月25日物料到、28日试产’，一步步锚定节点”。

对于想深耕中国的欧洲技术公司，Joan的建议更具体：“先把‘根’扎下来。”他以MEZOLEN为例，“我们的供应链本地化后，客户上午提需求，下午就能出方案；针对‘双碳’政策开发的智能计量终端，也正是因为懂中国的绿色转型节奏，才成了抢手货。”

他特别提到，要和中国企业一起参与行业标准制定，“不是被动适应，而是成为规则的一部分，这才是长久之计”。

“2008年第一次来中国学中文，没想到一待就是17年。”上海财经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的艾米乐（HAMMADI Amine）坐在办公室里，说起与中国的缘分，眼里带着笑意。

这位来自阿尔及利亚的学者，如今能熟练切换中、英双语，聊起上海的街道、学校的趣事，熟稔得像土生土长的“老上海”。

“我母亲和姐姐来上海时，都说这里比欧洲方便多了。”他掰着手指细数：打车用手机一点就来，高铁四通八达，连买菜都能在手机上搞定。“支付宝、微信支付，我现在出门根本不用带钱包。”在他看来，中国城市的便利度，在全球都数一数二。

更让他安心的是这里的安全感。“在上海，晚上带孩子出门散步也完全放心。”他笑着说，国外的朋友总提醒他“注意安全”，但在中国生活久了，早已习惯这份踏实，“治安很好，小区里邻里之间也和睦，这种感觉很舒服。”

工作上的归属感同样重要。从上海财经大学读完硕博，再到2021年回到母校任教，如今还担任部门副主任，艾米乐说自己“完整经历了中国的大学体系”。

“这里给了我很多机会，让我能在教学中发挥所长，还能参与管理工作。”他教的经济学、金融等课程，既要给准备出国的中国学生讲专业知识，还要帮他们适应英文授课环境。

艾米乐的三个孩子在上海出生，老大明年就要在家楼下的公立幼儿园入学，“中国的幼儿园很好，老师会把每天的活动都分享出来，透明又用心，何必花冤枉钱去国际学校？”

“我是上海申花的铁杆球迷！”艾米乐聊起足球，语气里满是兴奋。当年在虹口区上学时，球队主场就在附近，如今家里还挂着申花的队旗，“你要是去我家，一眼就能看到”。他笑着说，虽然现在教学工作忙，但只要有空，还是会关注球队的比赛，那些在虹口足球场为申花呐喊的日子，是他在上海生活里难忘的热血记忆。

对在华外国人，他最想强调的是“别忽视医保”。去年，他的双胞胎早产住院三周，“如果有医保，能减轻不少负担”。

他不止一次跟外国朋友念叨：“医保不只是看病用，哪怕以后回国，账户里的钱也能取出来，这是对长期生活的保障。很多外国人不懂医保卡的重要性，希望有人能让他们知道。”

对中国的教育和公共服务，他也有自己的观察。“周末公园、商场里的儿童游乐区总是挤满人。”他建议多建些免费的公共活动空间，“不一定都要收费，让普通家庭的孩子也能有地方踢球、游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