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红茹

如何打通民间投资的堵点？国常会再次释放重要信号。

9月12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聚焦促进民间投资发展，部署了一系列针对性举措。会议强调，要聚焦企业关切的突出问题，在扩大准入、打通堵点、强化保障等方面实施一批务实举措，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促进民间投资发展。

从破除隐性壁垒到强化创新支持，一场全方位疏通民间投资梗阻的行动，正在稳步推进。

民间投资成效显著，挑战犹存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民间投资在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中一直占据重要地位，是名副其实的“大头”：占整体投资比重始终保持在50%以上。

尤其在制造业、服务业等领域，它更是发挥着“挑大梁”的关键作用。在我们熟悉的不少热门行业中，比如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民营企业表现尤为突出。像华为、比亚迪、大疆这样一批优秀民企，不仅在国内家喻户晓，更是在国际市场上赢得了广泛认可。

从地域分布来看，浙江的民营经济发展尤为活跃，走在全国前列。以绍兴为例，2024年民间投资占全市总投资的比重达到53.6%，位居全省前列。尤其在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等新兴领域，民间资本表现更为踊跃，投资增速显著高于其他行业。

浙江民营经济展现出的强劲活力充分证明：一旦有效激发民间资本的积极性，就能够释放出巨大的增长能量。

今年以来，受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和国内结构性调整影响，民间投资增速有所放缓，面临一定挑战。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1—8月，民间投资下降2.3%，降幅较1—7月扩大0.8个百分点。

数据背后反映的是真实的企业心态。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部分民营企业观望情绪较浓，投资行为趋于谨慎，折射出当前仍存在一些深层次结构性问题亟待破解。

民间投资三大堵点

当前，制约民间投资活力的主要堵点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市场准入隐性壁垒依然存在。尽管国家层面持续放宽市场准入限制，但在实际操作中，民间资本仍常遭遇“玻璃门”“旋转门”等隐性障碍。一些领域名义上对民企开放，却在项目招标中设置过高门槛或附加条件，变相将民营企业排除在竞争之外，使其难以真正参与。

其次，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尚未根本解决。受企业规模较小、抵押物不足等因素影响，民营企业普遍面临贷款额度有限、融资成本偏高的问题。这一现象在民营科技企业中尤为突出。

有企业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说，银行传统信贷模式与科技企业的风险特征存在结构性错配：初创企业通常缺乏抵押资产，而传统授信流程难以适应其轻资产运营模式。建议推动银行构建“供应链金融”模式，借助链主企业信用为上下游科技企业提供“股权+债权”组合融资，并扩大保险资金对创投基金的投资比例，逐步构建起真正支持创新的“耐心资本”体系。

最后，政策落实仍存在“最后一公里”难题。一些利好政策在基层执行过程中常被打折扣、搞变通。例如，某高科技民营企业反映，在参与新基建项目时，招标过程中出现了所有制“歧视”。

多措并举激发民间投资活力

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关键在于拓宽投资空间。

国常会明确提出“要拓宽民间投资空间，支持民间资本加大新质生产力、新兴服务业、新型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为民间资本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要真正打开这些空间，就应制定清晰透明的行业准入标准清单，并在新能源、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推出具体可操作的项目清单，积极引导和吸引民间资本参与。

激发民间投资活力，还需严格落实招标投标制度。

国常会强调，“要严格落实招标投标领域相关制度规定，保障中小企业政府采购预留份额，加大中央预算内投资等对民间投资项目的支持力度”。这就要求各部门和企业在实际操作中必须依法依规执行，切实破除各类限制民间投资的隐性壁垒。

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是激发民间投资的基础。

国常会提出“要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破除限制民间投资的各种隐性壁垒，加强创新支撑和融资支持，完善服务体系，让民营企业敢投资、有回报”。

一方面，应强化创新和融资支撑，完善中央预算内投资对民间项目的支持机制，发展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拓宽融资渠道；另一方面，也要健全服务体系，建立专业化的民间投资服务平台，提供法律、政策、市场信息等全方位服务，切实降低企业投资成本。

政策落地虽需时间，但改革方向已经清晰。只有持续拆除各类隐性壁垒，构建真正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环境，才能让民营企业“敢投、愿投、有回报”，全面释放民间投资活力。一旦民间投资的堵点被疏通、卡点被破除，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必将迎来更强劲、更可持续的内生动力。

（本文作者系本刊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