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王红茹

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上半年经济数据刚刚发布，此次会议备受国内外关注。

会议对当前经济形势作出研判，指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展现强大活力和韧性，但同时也面临不少风险挑战。围绕下半年经济工作，会议重点部署了六方面任务：一是宏观政策要持续发力、适时加力，二是有效释放内需潜力，三是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四是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五是持续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六是扎实做好民生保障工作。

为此，《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专访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原院长刘尚希，解读会议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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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关键词：宏观政策与深化改革

《中国经济周刊》：六大任务之间体现了怎样的政策逻辑和内在联系？

刘尚希：当前我国经济总体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但面临的风险挑战也不容忽视。这就要求我们贯彻落实好中央的决策部署，科学研判形势，强化风险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充分释放发展潜力，把握战略机遇，持续巩固经济回升向好趋势。

从政策维度来看，需要在保持政策连续性、稳定性的基础上，增强政策的灵活性和应变能力；从改革维度而言，正是要通过深化改革来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筑牢中国发展的确定性根基。因此，理解当前经济工作的核心逻辑在于：如何在充满变数的国际环境中，牢牢把握中国发展的主动权。具体到宏观经济层面，可以聚焦两个关键点：宏观政策与深化改革。

在宏观政策方面，既要确保既有政策持续见效，又要根据形势变化适时加大调控力度。在改革方面，不仅体现在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高水平开放本身就是深化改革的重要体现，制度型开放更是深层次改革。这种将宏观政策与改革协同推进的思路，充分体现了系统思维、全局观念和统筹协调的发展智慧。

宏观政策：“持续发力”和“适时加力”

《中国经济周刊》：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持续发力、适时加力。如何理解“持续发力、适时加力”的内涵？

刘尚希：去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均强调要“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此次会议提出的“持续发力”，正是对这一政策基调的延续和坚持。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些政策表述都具有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政策语境，必须结合具体形势来理解。自去年9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一揽子增量政策以来，直至今年上半年两会期间，宏观政策始终保持着积极有为的基调，这正是“持续发力”的实质内涵。

而“适时加力”则是本次会议提出的新要求，意味着要根据形势变化灵活调整政策力度，必要时出台新的政策措施。这体现了相机抉择的宏观调控策略，因为面对诸多难以预见的变量因素，必须保持政策灵活性和应变能力。这种政策取向既保持了连续性，又为应对不确定性预留了空间。

《中国经济周刊》：会议着重强调要“有效释放内需潜力”，这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一脉相承。如何准确理解“有效释放”的深层含义？

刘尚希：从政策实质来看，这不仅是表述方式的调整，更是强调要将扩大内需战略真正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当前已实施的“两新”（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在拉动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方面已显现积极效果。但需要认识到，任何政策都有其时效性，必须与时俱进地优化完善，才能确保内需持续释放而非阶段性发力。

因此，“有效释放”的核心要义在于：一方面要确保政策措施的延续性和稳定性，避免内需提振出现断层；另一方面要建立动态调整机制，使政策始终与市场需求保持同频共振。只有形成内需持续释放的长效机制，才能真正实现经济内生增长动能的稳步提升。

《中国经济周刊》：会议提出要“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具体应该如何实现这一目标？

刘尚希：激发民间投资活力的关键在于切实优化营商环境。当前亟须推动民营经济促进法从法律条文转化为实际成效，通过细化实施细则、强化执行力度，真正将其转化为营商环境的实质性改善。

建议从三个方面着力：构建法治化营商环境，确保政策透明度和连续性；建立政府与市场的常态化沟通机制；增强市场主体的长期发展信心。

当前民间投资呈现观望态势，主要源于企业经营压力和市场预期不稳。因此，激活民间投资应当成为当前经济工作的重要突破口，通过稳定预期、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切实提振投资信心。这要求我们在优化营商环境上出实招、见实效，让民营企业敢投资、能发展、得实惠。

《中国经济周刊》：近年来政策反复强调“扩大有效投资”，应该如何理解“有效投资”的内涵？

刘尚希：在讨论“有效投资”时，需要区分市场投资和政府投资的不同逻辑：对市场主体而言，有效投资的核心标准就是经济效益。由于民营企业需要自负盈亏，其投资决策天然具有风险约束机制，必须追求合理的投资回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会自动筛选出有效投资。

而政府投资的有效性标准则更为多元：从经济效益来看，要确保资金使用效率；从社会效益来看，要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从生态效益来看，要促进可持续发展；从战略效益来看，要增强经济发展后劲。

当前需要警惕的无效投资主要表现为：投入大量资源却无法完工的烂尾工程，农村地区“建而不用”的闲置基础设施，与群众实际需求脱节的供需错配项目等。这些现象凸显出政府投资项目需要建立更科学的决策机制和评估体系，确保每一分投资都能产生实实在在的效益。

深化改革要坚定不移

《中国经济周刊》：本次会议在深化改革部分特别强调“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将科技创新置于重要位置。这一战略安排是基于怎样的发展考量？

刘尚希：当前深化改革，在于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重大决策部署，这是对全会改革精神的延续与深化。在科技创新领域，我们正在着力构建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的协同发展体系，这必然要求对相关领域的体制机制进行系统性改革。必须认识到，创新驱动发展离不开人才支撑，而人才培养又依赖于教育体系，因此教育体制、科技体制以及人才发展机制都需要与时俱进地改革创新。这充分说明，新时代的改革已经超越单纯的经济领域，正在向科教文卫等更广泛的社会领域纵深推进。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产业创新发展与金融体系改革密不可分。当前我国金融领域面临的主要矛盾，不是资金总量的不足，而是资本结构与创新需求的不匹配——虽然社会资金充裕，但真正能够支持科技创新的长期资本、耐心资本仍然短缺。

要突破这一瓶颈，必须加快推进金融体制改革，重点培育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完善风险投资机制，扩大股权融资规模，为科技创新搭建畅通的金融桥梁，切实推动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中国经济周刊》：您之前提到高水平开放本身就是深化改革的重要体现，此次会议再次强调“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这里的“高水平”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刘尚希：高水平对外开放，本质上是要实现制度型开放。这种开放模式不仅要求我们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更需要通过制度创新，推动中国的规则、规制和标准走向世界。

真正的开放高度，不单在于商品输出的规模，而在于能否实现标准输出的突破。这意味着中国要从国际规则的跟随者转变为贡献者，将中国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全球治理的镜鉴对象。这种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的质变，从“商品贸易”到“规则输出”的跃升，才是高水平开放的深刻内涵和战略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