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王红茹|北京报道
城市,承载着人类文明的光辉,见证着历史发展的轨迹。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以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为目标”“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这些目标如何实现?其背后蕴含着怎样的发展逻辑?本刊记者就此专访了中国城市规划研究院院长王凯。
着力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
《中国经济周刊》:此次会议为何提到“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
王凯: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具有深远意义,这需要从国家发展的整体架构来理解。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城市发展以沿海地区为重点,依托沿海优势发展出口加工业。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国家相继实施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战略,推动东中西部协调发展。
当前,在国际形势深刻变化的背景下,全球经济格局重塑,我国更加注重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转变使得东中西部协调发展具有了新的现实意义。成都、重庆、西安、乌鲁木齐等西部城市,以及武汉、长沙、南昌等中部城市的发展,不仅是区域均衡的需要,更符合国家战略调整的需要。
《中国经济周刊》:“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中提到“发展组团式、网络化的现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还提到“分类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怎么理解这两个方面?
王凯:“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需要推动城市群、都市圈和县域城镇化协调发展。
一方面,要发展组团式、网络化的城市群和都市圈。当前,人口持续向大城市集聚是全球普遍趋势,包括新生代农民务工者也倾向于选择大城市生活。但城市发展不应是单极扩张,而应形成多中心协同格局。比如,北京带动京津冀,上海辐射长三角,实现中心城市与周边区域的联动发展。
另一方面,要分类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中国的城镇化路径具有独特性:既遵循国际通行的超大城市发展模式,又依托县城吸纳农业转移人口。县城是城镇化的重要节点——既是农村人口进城的第一站,也是返乡农民工的落脚点。它承担着城乡融合的关键功能,既是“城市的尾巴”,也是“乡村的头”。
此外,县城还关乎基层治理和社会稳定,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载体。因此,推动县域城镇化,既要服务进城农民,也要承接返乡群体,以此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夯实现代化城市体系的根基。
建设“创新”“美丽”“文明”城市
《中国经济周刊》: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这次城市工作会议又加了“创新”“美丽”“文明”,为何强调“创新”?
王凯:“创新”尤为关键,它揭示了经济发展仍是城市进阶的重要动力,但驱动方式已发生深刻变革——从传统工业化阶段的工厂建设,全面转向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
过去10年的城市竞争格局已清晰印证这一点:深圳的科创企业集群、杭州的数字经济“六小龙”、成都的新经济活力、合肥的“芯屏汽合”(“芯”代表芯片产业,“屏”代表新型显示产业,“汽”代表新能源汽车产业,“合”代表人工智能与产业融合)产业布局,无不是依靠科技创新实现跨越式发展。
如今,创新已深度融入城市,从智能制造到智慧生活,从新能源汽车的电子化水平到日常消费的数字化体验,创新正重塑着城市的产业形态和生活方式。
《中国经济周刊》:本次城市会议提出“着力建设绿色低碳的美丽城市”。
王凯:“美丽城市”的内涵更为丰富——不仅包含节能减排等传统环保要求,更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空气质量改善、水源地保护、新污染物治理等生态环境综合治理纳入其中。
这一提法的升级,体现了从单一注重“低碳”向全面提升城市环境品质的转变,使绿色发展从生产生活方式的调整,拓展到整个城市生态系统的优化与美化,为城市居民创造更加宜居的生态环境。
《中国经济周刊》:此次会议还提出“着力建设崇德向善的文明城市”,是出于什么考虑?
王凯:传统的历史文化保护聚焦于古城风貌、文物建筑等“物”的层面,如故宫、天坛等文化遗产的修缮利用。而“文明城市”的新内涵则更注重城市发展的软实力建设:既包含文化产业的培育发展,更强调市民文明素养的提升。
这一转变将“人”作为城市文明的核心载体,通过活化历史文脉、培育现代文明,使文化资源真正转化为城市的发展动能。不仅需要保存好历史建筑,更需要塑造具有文明素养的现代市民,这才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深层竞争力。
“宜居”“韧性”“智慧”城市建设
《中国经济周刊》:关于宜居城市,此次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着力建设舒适便利的宜居城市”,衡量“宜居城市”的标准是什么?
王凯:“住”的标准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过去,从无房到拥有成套住宅就意味着实现了居住梦想。如今,衡量标准已从“有没有房”升级为“住得好不好”。
现代宜居社区需要构建完善的生活圈——孩子下楼要有安全的活动空间,老人要有步行可达的便民食堂,居民停车不再“一位难求”。这些看似细微的生活需求,恰恰构成了“完整社区”的内涵。这本质上反映的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仅要“住有所居”,更要“居有所乐”。
《中国经济周刊》:此次会议还提出“着力建设安全可靠的韧性城市”,如何理解“韧性城市”的内涵?
王凯:韧性城市体现的是城市应对灾害的“免疫系统”。这一概念包含三个维度:首先是基础设施韧性,重点解决燃气管线爆裂等“城市病”;其次是气候韧性,要应对特大暴雨等极端天气事件;最后是应急韧性,完善预警系统和生命通道等“城市安全网”。
实现韧性城市的关键在于“软硬结合”:既要推进管网改造、海绵城市建设,增加透水路面和生态空间,让城市像海绵一样呼吸,更要建立智能预警、快速救援的应急体系。
总而言之,韧性城市建设,本质上是在为城市安装“安全阀”,让不可预知的灾害不再演变成不可承受的悲剧。
《中国经济周刊》:“智慧城市”概念已经提出很多年了,为何此次会议再次强调“智慧城市”?
王凯:过去我们曾将智慧城市简单理解为设备的智能化。那些遍布街头的监控、传感器网络确实构成了城市的“神经网络”,但真正的智慧不应止步于此。居民仍被寻找停车位所困扰,高龄电梯的隐患、老化幕墙的风险依然存在,智慧城市需要直面这些“痛点”。
当前,智慧城市建设正在回归初心:上海通过实时监测预警电梯运行状态,将事故防患于未然;市民服务热线的深化应用,让技术真正服务于人的需求。这揭示了一个深刻转变——智慧城市不是冰冷的设备竞赛,而是要以技术创新解决百姓“急难愁盼”,推动基础设施智能到民生服务智能。
《中国经济周刊》:要实现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的任务,您认为应着重解决什么问题?
王凯:应着重解决发展观念的问题。当前,城市发展理念正面临从“规模扩张”到“内涵提升”的根本性转变。
打个比方,就像为孩子选购衣服——成长阶段需要买大一点的衣服,但成年后就更需注重品质与品位。当前,我国城市化进程已进入“成人期”,须摒弃过去“摊大饼”式的粗放发展模式,转向追求质量的内涵式发展新路。
这一转变对城市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既要通过城市更新打造高品质生活场景,又要借助科技赋能提升智慧服务水平。但最关键的还是发展观念的革新——从传统发展的路径中跳脱出来,真正树立“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
观念转变需要过程,但此次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确立的方向将影响未来长期的城市发展轨迹。只有将新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才能实现从“有没有”到“好不好”的城市发展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