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稻葵

我国有着潜在需求巨大、潜在供给巨大和经济发展潜力巨大这三个优势。

巨大的潜在需求

潜在需求巨大来自两大块，分别是长期的城镇化以及中等收入群体的增长。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 年末，我国城镇常住人口为 9.44亿人，比 2023 年末增加 1083 万人；乡村常住人口为 4.65 亿人，减少 1222 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 67.00％，比 2023 年末提高 0.84 个百分点。随着城市发展方式转变和城市群的发展，我国人口城镇化率稳步提高。

但是，根据我们的研究，还有大量人群虽然工作、生活在城市，但还是农村户口。这些人群一系列的消费行为，尚未完全城镇化。

很多人在城镇里面长期工作，送外卖、送快递、做保洁，但是他们出于各种原因，还没有融入现代化生活，还不能把家人和孩子接过来。如果这些人的家人和孩子都在城里生活，需求将是巨大的。

国家统计局公布，2024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1314元，比上年名义增长 5.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5.1％。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34707 元，比上年名义增长 5.1％。按全国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组，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 9542 元，中间偏下收入组 21608 元，中间收入组 33925 元，中间偏上收入组 53359 元，高收入组 98809 元。另外一个推动需求增长的动力是中等收入群体的增长。现在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 34707 元，刚刚迈入中间收入组 33925 元这个门槛。这些在中位数附近群体收入的提高，将带来消费需求的持续增长。

巨大的潜在供给

再来看巨大的潜在供给，主要包括国民储蓄率、科技创新潜力和人力资源总量三个方面。

数据显示，从 2021 年开始到 2023 年，我国国民储蓄率一直高于 43％，2023 年达 43.52％。我国国民储蓄率保持在 40％以上的高位，远远高于 20％左右的世界平均水平。储蓄多了，首先显示居民财富增加了。经济增长离不开投资，离不开买新的机器和厂房，这些均来自储蓄。适当规模的储蓄，是金融支撑实体经济、开展大规模投资活动的基础，也为化解历史坏账、呆账和可持续的资本投资提供基础。

央行公布数据，2024 年末，我国人民币存款增加 17.99 万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增加 14.26 万亿元。

高储蓄率是支撑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持，能支撑银行信贷跟全社会投资的持续较快发展。在当前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过程中，稳增长、调结构、补短板依然需要大量的资金配套。

科技创新潜力巨大。现在，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稳居世界第二位，研发人员总量、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连年居世界第一，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领域取得了一批新成果，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显著增强。

2024 年，我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总量超过 3.6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8.3％，实现稳定增长，投入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支出为 2497 亿元，比上年增长 10.5％，比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增速快 2.2 个百分点；占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比重为 6.91％，比上年提升 0.14 个百分点，延续上升势头。

我国每年理工科毕业生比美日欧毕业生的总和还要多。中国在高科技领域发展迅速，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生物技术以及绿色能源等细分领域取得了领先优势，同时中国教育体制培养出了大批的工程技术人员，为引领经济全球化积累了一定程度的技术优势。

应该看到，某些国家搞了很多“从 0 到 1”的原创，这些国家有骄傲的资本。但中国现在也在支持原创，并且中国“从 1 到100”搞得非常快，这得益于中国大量工程师持续不断地奋斗。中国一个大公司可能有十几万研发人员，在国外不可想象这样的规模。

人力资源总量支撑坚实。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继续上升。人才发展红利加快释放，为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基础性支撑。截至 2023 年，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达到 14.1％。

我国在 2022 年开始出现人口自然增长率首次负增长，当时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 14.9％，意味着中国已正式步入老龄社会。对于这样的数据，当前社会舆论表现出极大焦虑。学术界的一个流行观点是随着人口总量见顶下降，我国的人口红利将消失，总需求将不足，社会创新能力将下降，从而导致经济增长潜力出现显著下降。

出现这些误解是因为没有认真区分人口总量和人力资源的概念，影响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不是人口总量和年轻人总量，而是愿意参加社会经济活动的、活跃的、健康的、有技能的人口总量。随着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和人均受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已经不能准确反映全社会人力资源的现状。

根据我们团队的测算，即便中国的人口总量已经达峰，并且劳动参与人口总量的峰值已经过去，我国的人力资源总量在2040 年前仍将持续增长，并将在 2040—2050 年间保持稳定，这得益于日益提升的健康水平和受教育水平。

我国经济增长潜在增速依然强劲。如果我国的人力资源能得到有效提升和充分利用，国民受教育水平和健康水平的提升可以有效抵消人口老龄化的负面冲击。我们也观察了国内一些同行和研究所的预测数据，将这些数据做算术平均，2021—2025 年、2026—2030 年、2031—2035 年我国经济潜在增速约为 5.81％、5.31％、4.77％。这些数据和我们的研究几乎接近。这一潜在增速，完全可以为实现建设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

一系列政策实施已取得成效

2025 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我们建议，通过改变政府负债结构，减轻地方政府债务压力，释放经济活力；同时辅以配套的结构性改革，匹配地方政府财权事权，防止地方债务再次无序扩张。

我国现在存量的国债占 GDP 比例是 25％左右，经济发达国家都是在 70％、80％，有的甚至是 100％以上，日本是 220％以上。

我们看到，为支持地方化解债务风险，我国 2024 年下半年制定实施了近年来力度最大的一揽子化债方案，合计安排 12 万亿元政策资金。2024 年的 2 万亿元置换额度，在 2024 年 12 月18 日已经全部发行完毕。2025 年的 2 万亿元置换债券，截至2025 年 1 月 10 日时，已启动相关发行工作。

上述政策实施都已经取得一些成效。地方政府当期流动性压力大为减轻，通过置换，大大减少了债务利息支出，给地方政府腾挪出更多支持内需的空间；债务透明度大为增加，从原来的法定债、隐性债并存，逐步向全部债务规范透明管理转变。包括主要评级机构、国际组织在内的国内外各界对此给予积极评价。

财政部在 2025 年 1 月 10 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025年将安排更大规模政府债券，包括超长期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

我们认为，发行长期国债，由金融机构来购买长期国债，既安全，流动性又强。中央政府拿长期国债通过某种方式置换地方债，是打通“冰火两重天”困境的办法，本质上是打通循环。

我们还建议，同步延长基础设施融资工具的期限，尽力避免融资期限错配问题再次出现。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明确，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完善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和抵扣链条，优化共享税分享比例。研究把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合并为地方附加税，授权地方在一定幅度内确定具体适用税率。合理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支持范围，适当扩大用作资本金的领域、规模、比例。

从长远来看，建议考虑增加以消费为导向的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完善社会消费品零售和服务消费统计体系，在地方政府考核中增加居民收入增幅指标与消费增长指标，推动我国政府从投资型、项目型的政策取向，转向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帮助百姓增加可支配收入从而增加消费的政策取向。

我国要以全球化新引领者的姿态主动开放应对外部环境变化。我国应以东道国禀赋和全球价值链为依托，推动中国企业拓展产品和服务出口，成为全球化新引领者，促进各国共同经济增长。同时，通过扩大市场准入、提供国民待遇、增强外资企业服务保障等措施，积极吸引外资企业。

2024 年中央已经有一系列政策出台，2025 年又加力扩围实施“两新”等政策，我们期望，2025 年是多年以来增长速度不断下行趋势得到逆转的一年，是一个转折年、逆转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