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红茹

在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5周年的重要历史节点，这座改革先锋城市再次迎来重大发展机遇。

6月1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关于深入推进深圳综合改革试点深化改革创新扩大开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正式对外发布。《意见》将“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列为重要任务，其中“加强产学研高效协同、深度融合”的部署尤其引人注目。

作为综合改革试点城市的深圳，将通过“先行先试—总结提升—复制推广”的改革路径，为构建教育、科技、产业协同发展的新型创新体系探索可行方案。

企业成创新主体“出题人”

我国创新体系一直面临教育、科研与产业“三张皮”的困境。深圳作为我国深化教育科技体制改革的试验田，具有独特的制度优势和创新禀赋。一方面，深圳高校和科研院所历史包袱轻、体制机制活；另一方面，这里集聚了华为、腾讯等全球领先的科技企业，为产学研深度融合提供了坚实基础。

《意见》提出“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优化发挥科技领军企业‘出题人’作用的有效路径”，此番表述，标志着我国创新模式中“市场导向、企业主导”的作用越来越强。

作为中国的创新高地，深圳的创新实力有目共睹。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4年，深圳全社会研发投入达2236.61亿元，同比增长18.9%，连续9年保持两位数增长，研发投入强度高达6.46%。更值得关注的是，企业研发投入占比高达93.3%。

深圳的多项科技创新指标排全国前列，而华为、腾讯、大疆等科技领军企业是产业技术发展的引领者。基于这一优势，深圳构建“企业出题、院所答题、市场阅卷”的新型科研生态，自在情理之中。具体实施路径，可以由科技领军企业联合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定期发布产业技术需求清单，高校科研院所根据自身优势“揭榜挂帅”，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部门可以提供政策支持和资源保障。

其实，这种模式已在华为—清华联合研究院取得显著成效。2019年10月25日，清华大学与华为公司合作设立“清华大学—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联合研究院”，5年来，该研究院在前沿交叉技术领域产出了《AI终端白皮书》等重要成果，验证了市场导向创新机制的有效性。未来深圳可在5G、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重点领域推广这一模式。

薪酬改革唤醒“沉睡”的实验室

近年来，我国的科技成果转化取得了积极成效，但仍面临“两头难”困境：科研端存在成果与市场需求脱节的问题，“重论文轻应用”现象较为突出；投资端则因风险规避而对早期成果转化望而却步，这直接导致一些优质科研成果“沉睡”在实验室。

破解这一难题，制度创新势在必行。《意见》提出的“探索新型研发机构薪酬市场化管理制度”可谓对症下药。目前，我国事业单位薪酬体系仍有待优化，主要体现在：薪酬水平与市场价值脱节，缺乏成果转化激励机制。这种制度缺陷不仅抑制了科研人员的创新积极性，更造成了高端人才流失。由此看来，新型研发机构薪酬市场化改革，不仅关乎科研人员切身利益，更是激活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关键之举。

深圳此次开展的研发机构薪酬市场化改革，无疑具有双重突破价值：一方面，打破了传统事业单位薪酬的体制束缚，建立起与市场接轨的分配机制；另一方面，将从根本上改变“重论文轻应用”的科研导向。这种“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激励机制，让科研人员真正成为成果转化的受益者，从而打通转化“最后一公里”。

作为改革试验田，深圳的探索实践将为全国建立更加科学、有效的科技创新激励机制提供重要参考。

成果转化破解“纸变钱”难题

长期以来，我国创新体系面临职务科技成果“不敢转”“不愿转”的困境。针对这一痛点，《意见》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职务科技成果赋权、转化和考核等机制，对转化形成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情况试行长周期考核”。这为改革指明了方向。

在此之前，全国范围内已掀起科技成果转化制度改革的热潮。2023年科技部率先启动“赋权改革试点”，授权40家高校自主处置科技成果所有权。2024年以来，各地相继出台促进成果转化的政策文件。以上海为例，《上海市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2024—2027年）》创新性提出建立技术托管平台，实施所有权、运营权与收益权分割管理的新模式，为打通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提供了系统性解决方案。

这些改革举措呈现出三个鲜明特点：一是权属改革不断深化，通过“先赋权后转化”等模式扩大科研人员成果处置权；二是激励机制持续完善，显著提高科研人员收益分成比例；三是服务体系日益健全，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加快建设。这些制度创新有效解决了成果转化中的关键障碍。

可以预料，作为改革先锋，深圳应当在这些改革成果的基础上实现新突破，为全国科技成果转化提供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本文作者系本刊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