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宋杰

5月17日清晨6点，上海杨浦区的街道行人寥寥，金仲凯背着双肩包快步走出家门。他的手机不断震动——83岁的吴阿姨突发头晕需要紧急送医，社区居委会发来求助信息；另一边，长白新村的顾老伯预约了9点的专家号，家属因不在身边而无法陪同。

“今天至少要跑3家医院。”金仲凯扫了一眼日程表，对记者说道。

作为上海长馨养老院的专职陪诊师，金仲凯的工作从“抢时间”开始。记者跟随他的脚步，体验这份悄然兴起的新职业。

陪诊师金仲凯陪老人看病  本刊记者 宋杰I摄

穿梭医院的陪诊师

上午7点，金仲凯赶到杨浦区中心医院安图分院的候诊大厅，发现吴阿姨攥着病历本蜷缩在角落，眼神茫然。他立刻蹲到老人身边，凑近耳朵大声说：“阿姨，咱们先去测血压。”原来老人耳背且独居，子女远在国外。他熟练地在自助机上为老人刷卡取号，又从帆布包中掏出保温杯递上温水——这是他陪诊高龄老人的必备习惯。

“陪诊最关键的是预判能力。”金仲凯边走边解释。有一次，他陪同阿尔茨海默病老人做CT，老人突然情绪激动拒绝检查。他立即翻出家属准备的旧照片，一边轻声安抚，一边展示照片分散注意力，最终顺利陪老人完成检查。记者注意到，他的背包里常备糖果、纸巾、充电宝甚至成人纸尿裤，“这些都是应对突发情况的必需品”。

说话间，金仲凯的手机突然震动，社区发来紧急通知：88岁的傅阿姨在家中不慎摔跤，经初步诊断为髋关节骨折，需立即送往长海医院。“您放心，我这就联系吴主任，他是专门看老人髋关节骨折的专家。” 他一边安慰电话那头焦急的社区工作人员，一边掏出随身携带的医院联络手册。得益于长期对接，长海医院的专家团队立刻为傅阿姨开通绿色通道，从急诊接诊到安排住院手术，全程大约4小时。

下午的工作琐碎而紧张：用写字板帮听力障碍患者沟通、为外地患者协调加号、替家属租借轮椅……直到傍晚5点，他才在食堂匆匆扒了口饭。手机又弹出3条新预约信息，他苦笑：“今天算轻松的，上月有一天跑3家医院处理两起急救，到家凌晨1点。”

在华山医院，记者目睹惊险一幕：患者需立即手术，但其女儿无法到场。金仲凯迅速联系家属视频确认方案，代签知情同意书。“虽有法律协议，但签字时手还是会抖。”他坦言，陪诊师必须接受专业培训，掌握录音、录像等固定技能，“生命攸关，容不得半点马虎”。

谈及收费，金仲凯告诉记者，公益性陪诊定价50元/小时，远低于市场百元报价。“性价比没法和钟点工比，毕竟拖地不会有生命危险。”金仲凯感慨，高风险、低收益导致行业流动性大，同期30名学员仅5人留任。

从灰色地带到职业认证

截至2024年底，上海60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突破577万，占总人口的37.6%，其中30余万独居高龄老人催生陪诊师需求。然而在行业快速扩张中，乱象频发。

上海开放大学非学历教育部副部长应一也指出，因未纳入国家职业分类大典，行业缺乏统一准入标准，从业者背景复杂，部分人员甚至冒充陪诊师非法挂号、倒卖号源。

此外，陪诊师无明确岗位等级及晋升通道，职业发展模糊加剧人才流失。价格机制混乱同样制约信任度，市场报价50～300元/小时不等，服务内容却无明确界定。

面对乱象，上海在9个区启动试点，以养老机构为主体培育专业队伍。上海市民政局会同市卫健委、上海开放大学、市养老协会等单位，联合开发了陪诊师培训大纲，注重实操，构建起涵盖医疗流程、急救技能、法律风险等六大模块的课程体系。

“学员需掌握就诊规划、情绪疏导甚至证据固定。”应一也介绍，课程强化急诊处理与医患沟通实操，目前已培养近3000名陪诊师。

挑战依然存在。上海交通大学健康长三角研究院行业研究员顾霖指出，三甲医院外地患者陪诊需求集中，“急病”“难病”诊疗风险管理亟待加强。

“急诊陪诊是否需特殊资质？代签的法律依据是什么？”他强调，需明确服务边界，制定负面清单，规范知情确认与证据留存。

针对行业痛点，顾霖建议：一是明确卫生健康部门为监管主体，将陪诊纳入“医疗社会工作”管理；二是人社部门联合行业协会探索分级考核，参考养老护理员建立初、中、高级认证；三是医疗机构与高校制定服务标准及职业伦理；四是推动院内护工转型，实现“院内少陪护、院外常陪伴”协同。

应一也补充，可将陪诊师纳入养老服务人才序列，打通与医疗、康养的职业通道，增强从业者认同感。

应一也表示，随着《上海市老年人助医陪诊服务试点方案》深入实施，行业正从“野蛮生长”迈向规范化。“陪诊师不是简单的‘医院向导’，而是连接家庭、医院与社区的专业桥梁。”他说。

（本文作者系本刊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