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谢玮 侯隽

本刊记者 谢玮I摄

近期，美国肆意挥舞“关税大棒”，企图通过关税手段重组全球供应链、化解美国经济社会顽疾，这给全球贸易格局带来了巨大冲击。

中国供应链处于关键考验之中。

面对挑战，中国供应链如何破局？其深厚底蕴能否抵御冲击，未来又该如何发展？带着这些疑问，本刊记者专访了《供应链攻防战》《大出海》的作者、上海交大中国质量院客座研究员林雪萍。

中国供应链的韧性密码

当美国对华关税壁垒层层加码时，2024年，我国外贸却创下1万亿美元顺差的历史性纪录。今年一季度，我国进出口规模更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8个季度超10万亿元。

在林雪萍看来，这背后折射出的不是简单的成本优势，而是一个经过数十年沉淀形成的超级供应链枢纽。

“中国供应链的真正优势，在于地面之下看不见的根系缠绕。”林雪萍表示，一方面，中国作为全球的超级供应链枢纽，制造实力远非“世界工厂”这一简单概念可概括。众多工厂形成了高效的连接网络，货物吞吐效率极高，产生了强大的竞争力。例如，在电子信息产业集中的珠三角地区，众多零部件工厂与组装厂之间紧密协作，从原材料采购到产品组装再到成品运输，形成了完整且高效的供应链条，能够快速响应市场需求。

另一方面，中国拥有齐全的产业门类，涵盖41个大类、666个小类。提及众多小类时，人们脑海中浮现的可能是一棵棵独立的“大树”。但其实，中国制造业像有着发达根系的森林一样，充满活力，展现出产业链“根系缠绕”的生态韧性。

不同行业的技术、资源相互融合，催生出新的产业和机遇，如同树木的繁茂根系在地下交织，孕育出地面上的新枝。行业之间的“交叉授粉”现象是一大亮点。

以半导体、光伏和LED灯产业为例，它们都涉及刻蚀等底层技术，一个产业的繁荣能够为其他产业提供支撑。当LED灯产业蓬勃发展时，其在技术创新、人才培养、市场拓展等方面取得的成果，会在一定程度上为光伏等其他相关产业提供助力。

林雪萍举例称，为联想代工的电子制造基地合肥联宝工厂，通过培养大量模具工程师，为后续入驻的比亚迪等车企提供了人才储备；歌尔声学在高保真耳机供应链能力的溢出，融合科大讯飞在语音识别技术，就会对传统欧洲品牌所统治的助听器市场形成冲击。供应链所蕴含的红利并非简单的叠加关系，而是在产业底层深度融合、协同发展，呈现出交叉缠绕、不断嫁接创新并持续产生新突破的态势，产生远超预期的“乘法效应”。

滥施关税难遂“制造业回流”之愿

“美国对全世界滥施关税的本质，是试图用关税收入填补财政赤字，并推动制造业回流。”林雪萍说，但这一目标实现起来困难重重。

他举例称，近年来，美国政府高度重视造船业，出台18条措施促进美国造船业复兴，甚至专门成立造船办公室，针对中国船舶设置诸多限制条件。但现实是，美国当前商用造船产能仅占全球0.1%，而中国占比超过50%。

其实，美国造船业自上世纪50年代起急剧下滑，历经约70年。美国造船业的终结，首先始于日韩。到了今天，美国造船业已经历经“两代人断层”，焊工等技能人才极度缺失。这绝非短期关税保护所能逆转。

“汽车产业亦是如此。”林雪萍介绍说，美国底特律汽车总装工人时薪达35美元，而墨西哥仅4.5美元。人力成本差距悬殊，使得美国汽车制造业回迁面临高昂成本。由此可见，美国试图通过关税让制造业回流的目标，现实很难达成。

其实，美国对于关税的设计，有着超越“逆差”的更高要求。比如，越南试图与美国谈判，但美国试图通过关税手段推动其他国家改变国内政策，如要求越南取消增值税（VAT）等。

“美国滥施关税的真实影响在于加速‘关税瀑布差’的形成。”林雪萍认为，当前中国对美出口商品面临较高关税。在此形势下，不同地理空间会形成“关税瀑布差”。因此，中国企业需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空间布局，以有效应对不同地区的关税政策。

他提醒，需要注意的是，重视关税调节的并非只有美国。4月2日，美国宣布自5月2日起取消对中国小额包裹免税政策。欧洲也有类似意图，南非更是从2024年夏天起对外来电商服装零售商征收45%的进口关税和15%增值税。各国都在通过关税手段应对贸易逆差问题。在此情形下，中国外贸企业仅依靠在本土生产并出口的模式已难以适应新的形势。以南非为例，其希望中国企业在当地设厂，以此促进当地就业。

“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企业应当顺应趋势，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合理布局产能。”但林雪萍认为，这些海外工厂的形态可能与当前中国工厂存在差异，很难出现类似中国这样的“超级工厂”。

全球关税博弈下谋新局

面对美国单边加征关税的冲击，中国企业展现出非凡的韧性与智慧。

“其实，在关税引发的全球产业流动浪潮中，每一家企业都是最好的‘成本精算师’，在全球地理空间中审慎权衡、精打细算、谋篇布局。”林雪萍说。

他举例说，如在越南生产割草机出口美国，为满足美国关于原产地的相关规定，要保证在当地的增加值在30%（涵盖以越南盾支付的工资、采购等各项费用）以上。为此，企业得精准核算成本，包括轴或电机等零部件究竟是在中国生产后运至越南，还是直接在当地生产更划算。

在消费电子领域，这种布局智慧更为精妙。

“关税只要一出来，企业算盘打得就噼啪响。”林雪萍说,比如，4月2日之前，美国宣布对墨西哥相关产品征税。美墨加协议（USMCA）关税变动，让全球跨国公司觉得墨西哥投资环境不确定性增加。三星随即决定，将其在墨西哥1/3的电视机产能转至越南。但4月2日之后，越南也被美国加征高额关税，三星很快作出新的评估，放缓在越南扩产计划，实行部分产能的回迁。

林雪萍直言，许多企业海外设厂只为一张消费者或许并不在意的标签，也就是原产地证明。整体而言，中国企业不得不多方建立工厂。企业会基于成本效益原则，快速重新规划生产布局。在这种情况下，多工厂配置将会成为优势，能够在摇摆的关税政策中始终保持产能弹性。

主动突围，供应链的全球化再造

美国关税政策调整正成为全球产业链布局的重要变量，中国制造业则以动态调整韧性突围。

林雪萍说，事实上自2018年起，美国推行的关税政策就已产生深远影响，促使中国工厂在全球范围加速布局。

他举例称，2018年美国对华加征轮胎关税后，中国轮胎企业为突破贸易壁垒，纷纷前往泰国投资建厂。泰国借此契机，迅速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轮胎生产地。2020年，美国又将关税大棒挥向泰国轮胎，中国轮胎企业则又将部分产能转移至越南，带动后者朝全球第二大轮胎生产地迈进。

吸尘器产业亦是如此。2019年前，越南在吸尘器生产领域尚属空白。随着美国对中国吸尘器加征关税，中国吸尘器代工厂率先迁至越南同奈省。随后，相关的电机、电池等配套产业相继跟进，为当地带去了吸尘器生产的基础力量。

在他看来，国际贸易格局变化确实引发了产业的跨国转移，但产业链调整并非简单的地理迁移，而是产业特性与要素禀赋的精准匹配，比如吸尘器、冰箱等高度模块化产业响应速度快，港机、造船等重资产型产业则受制于人力与资源约束。

在应对全球贸易环境变化中，中国制造业展现出强大的韧性。

林雪萍表示，自2018年以来，中国企业在不断提升技术创新能力，以提高产品附加值，降低关税对利润的影响。其实，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等新三样的迭代速度非常快。在光伏产业，从尚德、英利到隆基、通威，龙头企业更迭背后是更快的技术迭代，设备和技术每一年半左右就会升级一次。

“中国光伏产业能在技术变革中持续领跑，正是依托于设备商、材料商、工程师组成的这种高速‘化学反应’，在其他区域难以复现。”他说。

不少企业积极开拓新市场。

“出口企业在海外已开拓出一定市场。”林雪萍介绍说，东南亚、非洲等市场展现出巨大潜力。过去，非洲许多商品依赖从义乌采购，但现在情况已发生显著变化。尼日利亚的莱基工业园区有不少中国工厂入驻，其产品直接供应本地市场，减少了对单一市场的依赖。再如河北华通电缆在坦桑尼亚设厂，凭借自身优势在当地市场占据主导地位，实现了良好发展。

他提醒，出口企业不应因单一市场的贸易限制就匆忙转向国内市场。海外市场广阔，存在众多机遇等待挖掘。

工人在车间内赶制半导体包装材料 视觉中国

供应链能力需要更新版本

美国滥施关税虽然给中国供应链带来了挑战，但也为中国供应链的升级和全球布局提供了契机。

“在全球化2.0时代，供应链能力需要更新版本的故事。”在林雪萍看来，其表现在一是海外布局，二是海内外协同。

“首先要意识到，‘中国制造、海外出口’的模式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正面临变革。原产地证明会越来越严格。马来西亚从5月份开始将原产地证明收回到政府部门手里，就是在加强对本地工厂的投入。而通往美国的转口贸易，将会越来越难。”林雪萍说，站在历史维度审视这次关税冲击，中国制造的真正考验或许在于，能否将40余年积累的供应链生态，转化为全球化布局的能力。

在他看来，海尔的案例可谓典范。海尔在越南设立工厂，并非着眼于美国市场，而是紧密贴合越南本地需求。针对越南当地水压低的特点，海尔为洗衣机等产品加装了增压阀，这使其在与三星、LG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而上游供应商，则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国企业在当地的本土化，还将浙江甬金的不锈钢供应链成功嵌入其中。

这充分表明，中国企业完全可以在全球供应链重新洗牌的进程中，积极融入海外市场，实现中国供应链与全球产业链的深度融合。

“其实中国企业‘出海’并不是简单的规避成本，而是真正获取价值，实现一次中期全球化的过程。”林雪萍说，“你会发现，周围的本土企业逐渐成长为一个跨国企业，比如，泡泡玛特2024年130亿元的营收中，有40%已经来自海外了。”

此外，林雪萍特别提醒关注“民生供应链”的战略价值。他说，近年来，我们将大量的目光和精力投向了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些产业对于提升国家科技竞争力、突破关键技术瓶颈、为国家产业安全筑牢根基意义非凡。但在大力发展供应链攻坚、突破“卡脖子”技术的同时，绝不能忽视民生供应链的发展。

“纺织服装等民生供应链虽不涉及尖端科技，却是培育中产阶级、稳定社会消费的基石。”林雪萍介绍，以安踏和台积电为例，2024年包括始祖鸟在内的安踏整体营收约1000亿元，台积电营收约5000亿元，二者的员工数量均约7万人。从这一点看，安踏的就业拉动效率远超台积电，用1/5的营收创造了同样的就业。纺织服装企业看似属于传统产业，但在材料研发、产品设计、智能制造等方面同样蕴含创新能量。

“我们要避免对行业的刻板认知，每个行业都有其价值，没有一个行业应当被轻易放弃。”林雪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