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郭霁瑶 | 北京报道
生态文明建设,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新中国成立75年来,我国不断深化对生态文明建设规律性的认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中国大地上书写了无数个“绿色奇迹”。
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带领亿万人民向污染宣战,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战,天更蓝,水更清,地更净。
2013年,“大气十条”——《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出台。中国成为全球第一个大规模开展PM2.5治理的发展中国家。经过持续攻坚,2023年全国空气质量达标城市共203个,占比达到约六成。蓝天白云成为常态,我国成为全球空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
河湖面貌实现根本性改善,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2023年,长江干流连续4年、黄河干流连续2年全线水质保持Ⅱ类。
土壤环境风险得到有效管控,家园更加健康美好。推进生活垃圾分类,提升城乡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处理能力,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如期实现固体废物“零进口”目标。
除了重拳治污外,我国还规划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有效保护生物多样性;能源转型,低碳发展,共建清洁美丽世界……交出了一份份亮眼的绿色成绩单。
与此同时,我国对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规律性认识不断深化。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创造性地发展并丰富了“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一个“沙”字,简洁且有力地勾勒出生态系统治理的新维度,凸显了荒漠化防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从60多年前被誉为“治沙魔方”的麦草方格被创造,到“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的启动,再到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工程的实施,经过艰苦卓绝的治理,昔日的“沙进人退”变成了如今的“绿进沙退”。
据最新的第六次全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监测结果显示,荒漠化土地和沙化土地面积已经连续4个监测期保持双缩减。截至2019年,荒漠化土地面积257.4万平方公里,沙化土地面积168.8万平方公里;与1999年完成的第二次全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监测结果相比,荒漠化土地面积减少10.0万平方公里,沙化土地面积减少5.5万平方公里。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战略任务和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75年来,我国为守护绿水青山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其中,作为生态文明建设重要内容的荒漠化治理,更是一场持久战,背后凝聚着无数人的心血。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马铭悦I摄
亲历者:杨文斌 中国治沙暨沙业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1978年,我国荒漠化防治领域发生了一件大事。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我国西北、华北、东北风沙危害和水土流失重点地区建设大型防护林——三北防护林,自此一条绿色长城在祖国北疆崛起。
正是那一年,我考入内蒙古林学院,成为沙漠治理系的一名学生,从此开启了40多年的防沙治沙生涯,参与并见证了我国荒漠化治理的伟大进程。
曾经:长不大的人工固沙林
2012年前后,很多媒体纷纷报道三北防护林大面积出现树木老化死亡,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其实,业内很早就发现了这个情况,甚至有学者戏称在沙区种杨树林固沙,是造抽水机。至今我都很难忘记当时的情景:好不容易造起来的杨树林中,许多树还在中幼林龄期就已干枯死亡,还有一些成了长不大的“小老头树”,孤零零硬挺着在地里当摆设。
这种情况很常见。之前我去宁夏考察,一个工程师告诉我,他们那儿的人工林65%~70%都进入不了成熟林期。这也是为什么我国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造林固沙,但在沙漠中却鲜少看到超过50龄大树的原因。
长期以来,我国防沙治沙的思路基本上是植被覆盖度越高,治沙效果就越好。基于这一原则,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我国的一系列生态治沙工程,都营造了相对密度较大的乔灌木林。许多地方在执行过程中,往往追求植树多多益善。
客观来说,这种方式因为植树密度大,确实见效显著,能够很快固定流沙。但这种方式却在多年后出现弊端:沙区中幼龄林衰退或死亡,树死了流沙再起,又得重新造林,经济投入巨大。
对此,我们进行了种种实验。上世纪90年代,我和团队在水量平衡的基础上,按照覆盖度大于40%的原则,进行固沙模式实验,并取得成效。这一成果支持了乔木带间距小于等于10米、灌木小于等于8米的“两行一带”造林固沙模式。这种模式在正常年份中能够确保林木在中幼林阶段的正常生长,且发挥显著的防风固沙效益。
然而,在一些极端干旱年份,“两行一带”模式的防沙林还是出现了土壤缺水及林木衰败的现象。
通过一次次失败的经验,我们发现问题出在水上面。高覆盖度植被的治沙效果固然好,但是生态用水却难以支撑这种高密度固沙林。
甘肃张掖的梭梭林
如今:走中国特色防沙治沙之路
此后,伴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学界对于生态的研究一直在进步,我和团队也开始思考找寻一条顺应自然、天人合一、尊重植物生长规律的中国特色防沙治沙之路。
可以这么说,大自然提供了学习样本。我们经过长期研究发现,即使是干旱区和半干旱区,依然存在天然分布的疏林和稀疏灌丛。这种林分的覆盖度一般小于30%,且降水能够渗漏到土壤深层和补给地下水。
这是我们转换思路的关键。但是,自然随机分布的疏林和稀疏灌丛防风固沙效益差,会出现局部风蚀现象,沙地会处于半流动状态,那就达不到固沙目的。
好在大自然又一次给予了灵感。我们在毛乌素、科尔沁沙地的研究发现,当地呈带状栽植的固沙林覆盖度仅为20%~30%,却在防风固沙方面产生了良好的生态效益。
结合这两个发现,低覆盖度防沙治沙体系应运而生。简单来说,低覆盖度防沙治沙就是在自然选择的基础上适当进行人为干预,将自然随机分布的植被按一定林分格局重新排列组合,使植被覆盖度达到10%~30%,让原本不具有固沙效果的林子发挥防沙治沙效益。
相比传统治沙方式,低覆盖度治沙基本解决了最重要的两个问题:水分渗漏问题和树木衰败死亡问题,显著提高了固沙植被的物种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
值得注意的是,水资源是干旱沙区的刚性约束条件。我和团队通过测试发现:沙漠沙地中蓄存的土壤水和地下水有相当一部分是降水渗漏补给的结果,这些渗漏补给的水量是沙区维持水量平衡和天然植被的必要条件。
这个发现启发了我们,可以在75%~85%的自然植被修复带中央,设计出一个土壤渗漏补给带,确保降水能够渗漏到土壤深层和补给地下水,让降水、土壤水和地下水处于一种动态转化的过程。该成果也证明(杨树)固沙林非但不是抽水机,而且能通过降水渗漏补给地下水。
2015年6月,低覆盖度防沙治沙的原理与技术通过国家林业局的成果鉴定。“中国基本解决了人工固沙林衰败死亡问题”的消息也随即被“官宣”。2015年、2022年我国的《国家造林技术规程》都根据低覆盖度治沙理论作出修订。
在我看来,治沙不仅仅是生态问题,更是社会经济问题。低覆盖度治沙技术不仅降低了成本,也切切实实带来了经济效益,很受地方人民群众欢迎。
我一个博士生老是说:“为啥无论杨老师去哪里,都有牧民请他吃羊肉?”
其实是因为在低覆盖度治沙模式下,林带间的自然植被发育快速,每年夏秋季牧民得以适度放牧,他们一听高兴坏了。所以每次我去牧区考察,他们就会请我吃羊肉。许多牧民不知道我的名字,但会叫我“那个搞低覆盖度治沙的人”。
在经济账方面,我们进行了数据测算。与原有造林技术规程相比,低覆盖度治沙技术平均降低造林成本30%~60%,每万公顷固沙林节约成本合计约为0.2亿元。另外据测算,合计每万公顷因风蚀程度下降而减少的经济损失约0.4亿元。
伴随着荒漠化防治的进程,社会对生态环保的认识也在不断进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创造性地发展并丰富了“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的生态建设理念。
这种进步也促使学界转变了对沙漠的认识。过去老讲沙漠是地球的“癌症”,要消灭它。现在,我们认为沙漠是自然地球景观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它有自己的价值,我们要按照“多采光、少用水、新技术、高效益”的原则,保护和利用好沙漠,防止土地沙漠化,发现沙漠的价值,用好它的价值。
如今我的工作重心也转向了中国治沙暨沙业学会,希望尽自己的努力推动学会与企业合作,发展沙产业,把好的理论推向生产,让星星之火得以燎原,让沙漠创造更大的经济价值。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24年第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