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与中国经济发展韧性

文 | 贾康

编者按:本书体现了作者对中国经济的分析与思考,其中着重探讨了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路径。在作者看来,中国需要把产能推到“微笑曲线”两端的高收益位置。地方政府要抓发展战略、顶层规划,发挥好地方国有资本的作用,打造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使企业的微观活力能够真正释放出来……以下内容摘自《信心与动能》。

在高质量发展中产业升级的逻辑应该是什么?最直观地说,就是打造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使企业的微观活力能够真正释放出来,使我们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在“微笑曲线”上实现关键性的从中间的加工生产为主,上升到左右两端的较高位置上的历史性进步。

形成高标准法治化的营商环境

怎么实现这样的升级发展,历史留给我们的时间窗口,一般的专家认为约有5年,也许要再长一点点。

我们必须依靠全要素生产率。产业升级的逻辑,就是我们一定要发掘供给侧要素的潜力,实现新旧动能的转换,冲破上下夹击。

我们更多要依靠技术创新——“科技第一生产力”的乘数效应。而技术创新潜力空间的打开,一定要有制度创新,优化我们的制度机制,保证方方面面参与者能够在遵循科研规律并承担风险的情况下,使我们意愿中的科技创新真正变成第一生产力。还有数据,大数据被中央列为供给侧要素之一,那我们怎么将数据化时代中数字经济和产业经济相结合?这都是对我们的考验。

在这里面,最根本的保证,仍然是制度创新。中国完成经济社会转轨,现在要按照中央的要求在改革深水区攻坚克难,需要评价跟制度相关的地方营商环境。作为研究者,我勾画出了一套原则体系。从上海自贸区开始,中国就明确要求形成一个高标准法治化的营商环境,首先应该是企业要面对的负面清单,这个事情要落实。负面清单之外,“法无禁止即可为”,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在政府保护产权、维护公平竞争的条件之下,企业敢于自己承担风险、自负盈亏去试错,去争取创新的成功。

负面清单范围不能太大,上海各种红头文件禁止的,一开始可能有3000项出头,后来逐渐精减下来了。对于企业是“法无禁止即可为”,而反过来对于政府,是正面清单,“法无授权不可为”,不要以为政府公权在手,做什么都是理所当然的,必须有合理的事权清单,还要有支出责任清单。这个事情现在已经在做了。

除了事权清单、责任清单,还有原则上讲的“有权必有责”,政府行为事前、事中、事后,按照中央要求都要有绩效考评(这个事情要落实还有一个过程,绩效考评意味着要量化打分,还要有奖惩)。这个原则体系我认为非常好,这就是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我们不仅应该认识到,还要达到操作落实的那种境界。

地方政府在产业升级中的作用

地方营商环境的好坏,也必然应纳入地方政府“全力以赴拼经济”的地方竞争中,这就要说到下一个问题:地方政府在产业升级、引导产业集群发展中应该起什么样的作用?

首先要认识到,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改革的核心问题。长三角、珠三角,包括厦门经济特区,这些地方在这方面取得了明显进步。建设服务型政府,政府诚心诚意以服务姿态欢迎大家来投资、来创业创新发展。现在,地方政府首先要抓营商环境建设。

其次应该抓发展战略、顶层规划。在国土开发方面,一旦形成不动产,再纠错就难了,这不是微观单位以试错方式就能够形成良好结构的,一定要由政府牵头调动所有的力量支持,包括购买国外高水平的规划团队服务、国内专家团队的服务,也包括民间智慧,形成一个尽可能高水平的自己辖区国土开发的总体顶层规划,并且动态优化。我深知各个地方这些年都很看重这个战略规划,还可以继续动态优化它,这是政府必须继续盯着不放的。

最后还要有“守正出奇”的一套地方特定的支持发展的创新。“守正”是认识到市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出奇”是特别要认识到在宏观调控情况之下,货币政策是一个垂直系统。财政是分级的,地方政府手里有本级财政事权,可以使财政资金在自己手上得到尽可能高水平的运用,在保运转的前提之下,产生“四两拨千斤”的放大效应、乘数效应。

过去我们总结过,比如财政贴息、政策性信用担保、产业引导基金等,所有这些,就是财政必须有由它掌握的公共资源,形成“政策性资金,市场化运作,专业化管理,杠杆式放大”的一种“出奇”效应。

现在各地全力以赴拼经济,在大家都想有所作为的情况下,要更加注重出奇制胜。我认为这不是空想。比如贴息,中国在疫情防控期间有很好的、大规模的资金运用。2020年,在筹资1万亿元发行抗疫特别国债后,中央马上拿出其中的2000亿元,直达地方和基层,解其燃眉之急,让困难的小微企业能得到财政贴息的优惠贷款,而在商言商的银行,则继续按照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则来控制风险,实际上风险是被财政公共资源冲抵了,而小微企业拿到手的这些资金是优惠的,资金价格被明显压低了。这个作用就是放大,是财政的一种特殊作用。它的贴息贴了几个百分点,比如5%,它的倒数就是放大的倍数,5%的倒数是20,即以5%的公共资金解决了100%的资金规模进入想支持的那个领域的问题。我国现在的就业,几乎都由占市场主体绝大多数的小微企业提供,这是中国现在的基本事实。虽然财政花了不少钱,但换来的是我们经受住疫情考验的、首先从稳就业上取得成效的局面。

此外,实际上由地方政府指导的地方国有资本,怎么在引导产业转型升级中发挥作用?我的看法是,可以配合着发展战略,定制化地设计一些地方国企的重点作用机制。必须承认,地方国企要首先考虑城投,跟踪辖区内中心区聚集的一些基础设施、产业集群所需要的燃眉之急项目,这时可以淡化一些盈利导向,而首先贯彻政府发展战略里的基本意图。

可以看看深圳地铁的案例。深圳地铁公司现在已经有2万多名员工,业务不限于地铁,不光中国,外界也注意到了,中国企业万科出现危机以后,突然由深圳地铁公司出手化解,双方还达成了战略合作。深圳政府和深圳地铁公司,在和万科开展战略合作以后,它们非常审慎,并不直接去指手画脚。它的股权比重已经非常高,但是在合作过程中只做财务投资而尽可能地让企业家精神有一个弹性发挥空间。这就是地方政府和相关的地方国企决策者,以自己的理智,再结合实际情况,很好地把万科的品牌和深圳地铁的品牌合在一起,从而实现双赢。

把产能推到“微笑曲线”两端的高收益位置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在解放生产力并取得巨大进步的基础上,中国已经发展为“全球经济总量第二,制造业规模第一”的“世界工厂”式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国制造的产品行销世界市场正在实现,在“新的两步走”的现代化道路上,努力使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中国智能制造”升级发展。

在全球供应链、价值链上,我们要把中国主要的产能从所谓“微笑曲线”的中间位置入手,向左右两端的高收益水平位置托升。所谓“微笑曲线”是在直角坐标系上左右两端高、中间低的这样一条线,它有点像人微笑时的口形,所以被称为“微笑曲线”。

大量经验表明,左右两边是高端产业的位置,谁能够掌握左端的创意创新、成功的品牌,以及右端的品牌营销、售后服务,谁的收益率就是比较高的。中间的加工生产的收益率比较低。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有规模大的特征,但总体来说又存在着大而不强的问题,中国现阶段的主要产能还是在中间的加工生产部分。

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必须从中间这个位置切入。我们原来的基础相当低,那时必须看重“三来一补”,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引进国外的资金、技术、管理及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观念和规则等,来促进我们完成原始积累。

而现在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的升级发展不能再让大量产能集中在中间位置,我们需要在创新发展中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把产能越来越多地推到“微笑曲线”左右两端的高收益位置。

与此相呼应,未来十几年、几十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构建新发展格局过程中的长期表现,就是要进一步弥合二元经济,推进现代化,在广阔的市场上使14亿多人的美好生活向往不断释放需求,得到中国本土和全世界有效供给的回应,并继续表现出强大的韧性、回旋余地,实现超常规的发展。

中国经济内生韧性的着眼点

有两个十分突出的具有内生韧性的着眼点,需要进一步认识和把握。

首先,中国人口规模巨大。中国有14亿多人,虽然现在人口增长慢,但是中国如果实现自己的现代化,这个人口规模将超过现在已经达到发达程度的所有现代化经济体的人口总和。当然,印度的人口还在不断增长,但是它的经济发展水平跟中国还是有差距的,它虽然也在追赶,也有广阔的前景,但总体来说与中国相比可能还有20年以上的差距。

中国式现代化对于全球而言,其特点就在于人口规模巨大,虽然有艰巨性、复杂性,但是也有韧性,有客观条件去完成这个前所未有的现代化伟业。在某些方面我们已经达到了全球罕见的水平,不要说印度和我们相差甚远,就是一些发达国家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的高水平,比如在进出口方面。当然我们也有短板,我们的一线城市轨道交通比不上纽约、东京、巴黎、慕尼黑等城市,这是我们要补的短板,我们有能力补上这种短板。

其次,中国是全球产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我国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涵盖联合国产业分类中的全部工业门类。再加上我们的人力资本相当雄厚,虽然劳动力低廉的比较优势在下降,但这也合乎发展规律,那就是老百姓的工资水平越来越高。

越南等国家的工资水平比我们低,我们也可以“腾笼换鸟”做一下调整,从而更多地把劳动力投入高附加值产业。我们在这方面相对有优势,中国具有全球最大的工程师队伍,贸易投资结构调整弹性很大,2018年贸易摩擦开始后的实践可以证明这一点。在全球既要正确处理中美双边关系,也要处理好多边关系,并且以多边关系制约中美双边关系,俗话说“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亮北方”,我们可以腾挪空间继续推进全球化进程。

最后,作一个小结。我们的客观成长性加上主观努力,并以对内生韧性的认识展望未来前景。我们要把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思想观念理论创新有机结合,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我们要使中国制造以超大型、大型企业、数字化平台头部企业加上“专精特新”式的隐形冠军企业,以及1.6亿个以上的中小微企业千帆竞发的姿态,一起扬帆出海,迎接挑战,乘风破浪,当然也包括要应对出乎意料的惊涛骇浪。我们的先进制造业将作为台柱子,作为实体经济、国民经济的脊梁,发挥重要的、不可缺少的作用。

在以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上的战略定力来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过程中,在“上有打压,下有追击”的全球博弈中,我们首先要看重当下乘势打开的经济向好的新局面。当前新的局面已经在眼前展开,我们要乘势把经济景气往上托,持续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增进民生福祉,保持社会稳定,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青年人是现代化建设的生力军,并将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见证者。我作为已经步入老年的研究者,愿意和青年朋友一起不懈奋斗,迎接和拥抱中国梦梦想成真的那天。

(本文标题为编辑所加,内容有删减。)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24年第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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