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书中,诺奖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将自身经历与经济学视角相结合,探讨了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等诸多不平等问题,用美国超大企业、大型机构等案例,阐明美国正在帮助富人掠夺穷人的财富。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评论称,这本书是了解当今美国经济社会结构矛盾的佳作。以下内容摘自《美国的经济问题》。
文|[美] 安格斯·迪顿
多年来,美国的学者、政治家、媒体和广大公众很少讨论收入不平等问题。不平等问题只是在最近才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而理解这背后的原因大有好处。
2003年,皮凯蒂(Piketty)和赛斯(Saez)在其开创性的研究中记录了最高收入人群收入的巨大增长。皮凯蒂和赛斯发现,自1913年开始征收所得税以来,最高收入人群(收入排名前1%的人群)的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比例在一个世纪中呈现出长U字形趋势。最初,经历了19世纪末的“镀金时代”,这一数字达到较高水平,但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向下滑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达到最低水平。到了20世纪70年代,这一比例没有大变化,但随后,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在总收入中的份额开始不可阻挡地激增,最终回到了其最初的高度,进入了今天的“新镀金时代”。
2012年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艾伦·克鲁格发表了一次广为人知的演讲。他在演讲中指出,收入不平等程度高的国家(如美国)同样也是机会平等程度最低的国家。这揭穿了我们一直当作事实的一个谎言,即在一片机会丰富的土地上,收入不平等并不重要。恰恰相反,收入不平等似乎阻碍了机会。
大公司的“掠夺”:
从施善者变成“强盗大亨”
今天,美国一些最富有者的财富之源是大型科技公司,包括亚马逊、微软、谷歌、脸书、特斯拉和苹果。其他一些人,如创立沃尔玛的沃尔顿家族或迈克尔·布隆伯格,开创了新的和更好的做事方法,如沃尔玛的库存管理模式、彭博的财经资讯和软件。
在一个世纪前的“镀金时代”,石油、钢铁和铁路都是当时的创新。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这些财富似乎只是对其带来的社会福利的回报,至少在最初是这样。
但后来,当创新者停止创新,从施善者变成了“强盗大亨”,从“创造者”变成了“接受者”,问题随之出现。他们可能会利用自己的地位和财富来阻止下一代创新者,包括说服(或资助)政府制定有利于自己的规则。
这是资本主义运作的方式之一。在有望获得巨大财富的鼓舞下,新企业家们致力于开发一些通用技术的新应用,如计算机和互联网,并建立利润丰厚的创新型公司。浪潮冲走了许多仍沉浮于上一波浪潮的既有公司。新公司一旦占据主导地位,就不再有创新的动力;相反,它们乐于求稳,并凭借自己的财富,在年轻的竞争对手成为威胁之前收购这些竞争对手,或是积极申请专利或通过游说来挫败竞争者对其地位的威胁。
仅2021年一年,Meta(脸书的母公司)在游说上就花费了2000多万美元,在总游说费用榜单上排名第七,比任何其他单一公司(而不是公司协会)都高。亚马逊公司落后它两位,Alphabet(谷歌的母公司)则跟随在其后不远处。而在谷歌公司成立初期,华盛顿完全找不到它的身影。
一种观点认为,如果不平等来自对社会有益的创新,那么它就是好的,如果创新者确实需要激励,那么我们应该注意不能杀鸡取卵。对于这种观点,存在很多争议。不过,没有人会不认同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即巧取豪夺导致的不平等是坏的,无论这种行为是否得到了官方批准。
当公司,或是像美国药品研究和制造商协会(PHRMA)、全美房地产经纪人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altors)、美国商会(U.S.Chamber of Commerce)及美国医院协会(American Hospital Association)等公司协会向政府施压,要求政府给予特别优惠时,它们那些相对富有的高管和股东实际上是在从其他人手中窃取利益。
富有的少数人经常阻碍公共福利的提供,如养老金或医疗保险福利,因为他们不想为这些福利缴税,他们自己或家人也不需要这些福利。制药公司游说政府扩大专利保护,以保持高药价。私募股权公司富有的合伙人游说政府,通过将收入记为资本收益来获得收入的税收减免。银行业游说政府制定规则,允许它们保留利润但将与公众分担损失。美国医学会(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限制医学院的招生名额并阻止外国医生在美国工作,这两者都使医生的工资高于竞争市场中的工资。最高法院同样允许信用卡公司阻止零售商向支付现金的人提供折扣,迫使那些不使用信用卡、相对不富裕的人支付高价,为信用卡公司向持卡人提供的免费机票和其他福利买单。美国各州规定,除经销商以外的任何人销售汽车都是违法行为,因此汽车制造商不能直接销售产品。如是等等,不一而足。
少数人掠夺多数人的经济制度会带来令人恐惧的风险
在过去50年中,美国的实际人均国民收入增长了一倍有余,相当于在1971年至2021年间平均每年增长1.8%。但如果看看分配处于中间的人口的实际工资,会发现自1970年以来一直停滞不前。我们如果再看看没有大学学历的男性的实际工资,会发现今天的实际工资甚至比50年前更低。那么,为什么广大劳工阶层没有分享到日益增长的普遍繁荣?
有一种说法将这种现象归咎于势不可当的客观进程,例如全球化和技术变革等,这些进程降低了低技能劳动力的价值,并有利于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但还有另一种更令人细思极恐的说法,那就是大多数人经济收入增长的停滞是最富有阶层收入和财富增加的直接结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富人正在以牺牲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而变得更加富有。
经济金融化程度的提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银行、对冲基金和其他金融机构规模不断扩大,目前已经占了经济总量的大约五分之一,而在二战后,这一比例仅有十分之一。与此同时,资本配置的效率并没有明显提高。更直接的是,如果随着产业更加集中,垄断和买方垄断变得更加普遍,那么价格就会高于其应有的水平,而工资则会低于应有水平。这样,钱就会从工人和消费者手中转移到管理者和资本所有者的口袋里。
虽然全球化和技术变革颠覆了传统的工作安排,但经济学家喜欢强调,全球化和技术变革都可能带来潜在的收益,前提是政策得当。也就是说,政策会补偿遭受损失者。然而,我们并没有制定得当的政策,这主要是因为政治更多地受制于那些因此受益、本来应该支付补偿的人。
工资正在因为其他不当社会安排而被压低。其中之一是医疗保险的缴纳方式对工资和就业的灾难性影响。在现有医疗保障体系中,本可以用作工人工资的钱实际上被用来支付医疗行业的利润和高薪,并供养了超出我们需要的庞大医疗体系。美国每年在医疗保障上浪费的超额费用高达1万亿美元,平均到每个家庭大约是8000美元,美国的超额医疗保障费用远超其他富裕国家,而美国人的健康状况却几乎比所有富裕国家都糟糕。选择任何一种欧洲国家的医保安排,都可以避免这些资金浪费,但无论采用其中哪一种,都会引发既得利益者的强烈抵制。
由于医院合并,医疗价格迅速上涨,但医护人员的工资却没有上涨,尽管护士短缺现象已经持续了几十年。过去,美国的电话费低于欧洲,现在却比欧洲更贵。市场集中度提高还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通过寻租和垄断获取利润比通过创新和投资更容易。
更好的反垄断执法,如采用单一付款人制度的医疗体系和竞选资金改革,将有助于经济更好地运转,并有助于减少不平等。类似的改进措施还可以列出许多,包括提高最低工资、禁止低技能职业中的竞业禁止条款或强制仲裁、废除反工会法、削弱司法系统日益增长的亲商偏见,也许还可以包括减少移民(虽然许多经济学家并不同意这一条)。
我们确实需要让竞争的力量重新为中产和劳工阶层服务。如果继续维持一个让少数人掠夺多数人的经济制度,我们将面临令人恐惧的风险。对富人征税是有益之举,而且肯定是一个应为之举。但最关键的,是要阻止掠夺行为。
(本文标题为编辑所加,内容有删减)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24年第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