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王红茹 | 北京报道
继今年3月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召开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近日召开会议,审议《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若干政策措施》。一系列政策举措,让中部地区崛起势头强劲。为何中央要为中部地区崛起加码?中部地区在新时代又应该如何崛起?《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日前专访了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高国力。
中央重视中部地区由来已久
《中国经济周刊》:今年以来关于中部地区崛起的政策文件频出,当前为什么如此重视中部地区?
高国力:中央重视中部地区由来已久。中部地区作为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单元,在我国东、中、西、东北四大板块中不可或缺。从区位看,中部地区承东启西,跟东部密切相连,能够比较有效、方便地承接东部发达省份的产业转移、功能疏解和要素流动,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与广阔的西部紧密连接,也为中部地区的产业外迁和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了重要腹地。这种独特的区位优势使得中部地区崛起既有条件也有优势,更有潜力。
《中国经济周刊》:今年召开的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进一步强调“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积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中部地区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
高国力:中部地区作为我国具有一定创新基础和创新能力的地区,近年来,武汉、郑州、长沙、合肥等一些省会城市围绕自主创新都做了不少努力和探索,也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成效。但是,现阶段中部地区跟东部发达地区以及国际发达国家相比,拥有的资金技术和人才的总量及水平相对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更多地做好集成创新,把更多更好的技术、资源集成好,整合好,开发好,利用好,当然也要进一步做好扩大开放来提升创新能力的文章。
当前,中部地区崛起站在了更高起点上,下一步应该注意摊子不能铺得太大,要围绕现有的创新基础和自身优势,选准重点领域,集聚资金、政策和人才,在自主创新方面寻求新突破,这是打造我国自主知识产权非常重要的前提和支撑,也是未来中部地区解决“卡脖子”难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中部地区应积极与其他区域重大发展战略衔接
《中国经济周刊》:今年召开的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指出中部地区“要加强与其他重大发展战略的衔接,更好融入和支撑新发展格局。加强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深度对接”。目前中部地区与其他区域深度对接的情况如何?
高国力:从中部地区省份的经济联系主导方向来看,山西投向了京津冀,湖南奔向了珠三角,近年来借助京广铁路、京九铁路,尤其是全线按时速350公里运营的京广高铁,让湖南与粤港澳大湾区,特别是珠三角地区的经济联系在不断加强。安徽“左右逢源”,既是中部地区板块,又是长三角的组成部分。实际上,安徽已经属于长江三角洲一体化的一个重要组成省份,经济联系和经济融合的主要方向和归属是长三角。安徽从长三角获益更大,联系也更为密切,这是由市场决定的。安徽跟其他中部地区五省的经济联系也有,但肯定不像跟长三角的联系这么紧密和多元。可以说,中部地区在加强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的深度对接方面,正在不断探索和推进。
《中国经济周刊》: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还强调要“建立健全区域内省际合作机制,提升区域协同发展水平”。目前中部地区各省之间的联系是否紧密?如何突破?
高国力:当前,中部地区各省之间的经济联系和合作不够多,甚至缺少聚合力。这是中部地区崛起面临的一大问题和挑战。中部地区区位独特,周边东西南北不同方向都有相应的热点地区,有的是发达地区,有的是潜力地区,有的是资源地区,这些地区都是中部地区各省对外合作的方向选择。加强中部地区各省份相互间的经济联系,不能盲目一味地去追求聚合式的发展,这样做也不切实际,应该在遵循市场规律的前提下,来寻找和提升中部地区崛起的一些增长点和动能,增强中部地区的整体凝聚力和竞争力。
当前,中部地区要在市场机制作用尚未健全的情况下,依靠中央政府和六省份各级政府的引导,加强县级、地市级、省级相互间的经济联系、分工协作、优势互补。本来中部地区省市周边就有潜在的很好的合作伙伴,从配套成本上有可能也是比较低的,只不过中部地区各级政府并没有围绕加强相互间的合作意识去想办法,导致一些企业掉头去了珠三角、长三角寻找合作伙伴,甚至去了东南亚建分厂上项目。下一步,中部地区六省各级政府应树立加强相互之间交流合作,构建优势互补、分工协作的经济共同体意识,如果相互间能够达成共识形成合力,中部地区一定能够既遵循市场规律,进一步加强跟东部发达地区的合作,同时又加强了相互间内部聚合嵌入式产业体系的培育和壮大,这样,中部地区崛起就比现在东西南北不同方向的这种离合式发展,取得的成效更大。
中部地区崛起要充分发挥省会龙头城市作用
《中国经济周刊》:上海是长三角的“龙头”城市,珠三角的核心城市是广州、深圳,中部地区是否也需要类似这样的“龙头”城市或核心城市带动?
高国力:根据目前中部地区六省的实际情况看,不一定非要像长三角以上海为中心、珠三角以广深为核心,中部地区并不具备这样天然的条件和基础。中部地区首先要依托省会龙头城市,甚至还要鼓励其他特色城市,比如一些地级市、县级市,加强跟周边地区的经济联系。我们要摆脱或者淡化一些惯性思维,比如需要买零部件或者原材料,掉头就去东莞、温州,而没有想到从周边省市去挖掘和培育产业链上下游合作伙伴。现在中部地区由于长期以来比较松散,已经形成了一种路径依赖,如果选择跟周边地区加强合作,还是能够挑选出一些重点领域、行业、生产链、供应链,在中部地区内部形成一个自我循环。一旦这个内部循环有起色,有那么几条产业链和供应链,进而带动创新链,中部地区崛起的图景肯定跟现在不一样。
《中国经济周刊》:中部地区在“有序承接产业梯度转移,优化产业布局”方面做得怎样?
高国力:梯度转移理论认为产业是从高梯度往中梯度再往低梯度转移。中部地区不论是从自然地理空间上,还是从产业等级上,应该能够顺畅地承接东部发达地区的一些外移产业。但是这几年出现一种现象,有些产业并没有按照梯度转移理论从东部转移到中部,然后从中部再往西部转移,相当一部分产业是从东部直接转移到了越南、泰国等一些东南亚国家,还有一部分转移到了西部的成渝地区,甚至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这说明“近水楼台未必先得月”,也说明现在时空距离、成本优势对于产业布局和产业转移的影响在弱化,反而综合配套条件、能力等方面的影响在增强。
总的来看,中部地区要想更多地承接东部地区的外溢,必须在综合配套能力的承接上,展现出更加明显的优势。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24年第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