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人们通常将美国视为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典型，但《过剩之地:美式富足与贫困悖论》破除了这一刻板认知。在书中，作者围绕美国相对于欧洲在福利供给能力方面的不足给出了新解释，并认为美国比欧洲国家更自由、干预更少的观点是错误的。在作者看来，美国只是在经济社会的干预方式上有所区别。同时，由于未能理解税制、信贷扩张和管制之间的重要相互影响，一些美国政客对民主和经济造成了严重伤害。

美国贫富分化的成因及启示——读 《过剩之地:美式富足与贫困悖论》

文|郭纲

当今世界，美国是最发达、最强大的经济体，但也是全球富足与贫困两极分化严重的国家。一个现实的例子，美国新冠肺炎的死亡率，不仅远高于全球各国的平均水平，而且在全球所有发达经济体中排名靠前。数以万计的美国平民，或因缺少公益性医疗机构的救治，或因无力支付医疗费用，在绝望中离开了人世。新冠疫情进一步让世人清晰地看到了美国富足与贫困共舞的现实图景。

美国贫富两极分化的成因是什么？不妨读一读美国政治社会学、经济社会学和社会经济史学界顶级学者莫妮卡·普拉萨德的经典著作《过剩之地：美式富足与贫困悖论》，从中或可窥见端倪。

美国政府是一个强干预的政府

国家是阶级的产物。国家一出现，为了实现国家的安全、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统治阶级无一例外地要进行干预（包括今日所说的各种调控）。即便一向以“自由”“民主”而标榜的美国也不例外。不仅如此，普拉萨德在比较分析后发现，美国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所表现出来的干预热情与程度，绝不亚于欧洲的工业化国家，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正是因为美国政府有失科学理性的强干预，潜移默化、日积月累，形成了美式富足与贫困对立并存的矛盾性局面。

美国政府强干预的表现多元而广泛。21世纪以来，美国政府对贸易、投资、科技、金融、教育、人才、卫生、气候、环境乃至军事等几乎所有领域的干预，世人有目共睹，无须赘述。

如果聚焦19世纪中至20世纪中的百年历史，了解美国政府强干预的表现及其遗产性影响，毫无疑问，《过剩之地:美式富足与贫困悖论》一书是一个重要窗口与极佳视角。普拉萨德以美国财税史的演进为主线，对美国与欧洲工业化国家在财政税收、货币金融、社会保障等领域的干预进行了比较与分析，揭示了美式贫富分化对立的生成路径。

财政与金融是各国政府实施调控也即干预的两大主要杠杆与抓手。回顾19世纪中至20世纪中这段历史，美国与欧洲工业化国家的发展路径及其特点之所以不尽相同，重要原因在于它们在财政税收、货币金融的政策制度取向上出现的差异，由此引致它们在社会保障制度发展模式上的不同选择，最终形成政府调控贫富差异能力与结果上的分化。

财政税收功能作用的偏失

从财政税收的政策制度来看，美国与欧洲工业化国家在税制选择和财税政策取向上存有差异。从普拉萨德的比较分析中可以发现，19世纪中到20世纪中，在财税制度方面，美国选择了以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遗产税等直接税为主体税种的税制，欧洲工业化国家则选择了以销售税、消费税、增值税等间接税为主体税种的税制。而且美国还配套性推出了诸如税收抵扣、税收减免等种种财税优惠政策，大幅降低了纳税人的实际税收负担。

以上两类税制具有不同的特点。分别以个人所得税和销售税为例，个人所得税一方面因其具有累进性——边际税率随应纳税所得额的增加而提高，从而具有调节收入、缩小收入与财富差距的再分配功能；另一方面，其在个人取得所得时征收，税负无法转嫁，且纳税人对收入与财富减少的感受直接，因而具有透明度高的特点。相对而言，销售税的税率单一，即不论纳税人购买商品或消费服务的多寡都适用同一个税率，其结果，低收入者因消费支出在其收入中占比高而税收负担率（所交纳的销售税占其收入的比重）高，高收入者因消费支出占比低而税收负担率反而低，显然，销售税具有累退性的特点。

销售税的征收基于经济活动如商品或劳务的交换，只要发生了交易行为，不论该交易是否有利润所得产生，都要根据交易金额进行征税。因此，销售税虽然在调节收入与财富分配方面存在弱点，但具有税基宽、税源广、税收稳定的显著优势。而且，该税由纳税人在支付所购买商品或所消费服务的价款时交纳，从而具有征收的“隐蔽性”特点，不易引发纳税人的抵触乃至对抗性情绪。

累进性的所得税制度有利于调节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然而在实践中，美国政府受制于党派、集团利益等各种因素，又推出了五花八门的财税优惠政策，林林总总的税收抵扣、减免，大大降低了纳税人的实际税收负担，虚化了所得税的累进性特点，以至于如著作中所述的那样，在考虑了美国广泛推出的各种财税优惠政策之后，美国的实际税率大大低于税法规定的税率，而且与同期欧洲工业化国家的税率已几无差别。这就意味着，美国累进性税收制度因大量财税优惠政策措施的推行，在调节收入与财富差距上的功能作用被严重弱化。

货币金融调节作用的偏激

从货币金融的政策制度来看，美国与欧洲工业化国家的取向同样存在明显差异。在19世纪中至20世纪中的百年历史里，对于欧洲工业化国家而言，不仅要应对“大萧条”问题，更为重要的是面临着如何加快战后重建以恢复经济增长的问题。在此背景下，欧洲国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以防止美国农产品等大量涌入。与此同时，控制国内劳动者工资水平过快提升，限制个人与家庭消费，鼓励储蓄并使其更多地转化为扩大公共基础设施、公共工程等投资建设的资本。欧洲国家一方面以贸易保护稳固与发展农业等国内产业；另一方面通过储蓄积累资本，扩大包括社会公共福利设施在内的投资需求，促进国内经济发展。

与欧洲工业化国家不尽相同，美国几乎未受世界大战的战争创伤，甚至还发了战争财。“大萧条”之前的美国，是一幅百业兴旺、经济蓬勃发展的美妙图景。然而“大萧条”中的美国，呈现出了一幅匪夷所思的怪诞景象:一方面，牛奶被倒进海里、棉花烂在田里、猪崽被批量宰杀，商品“严重过剩”；另一方面，到处可见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无家可归的人。为了消除这种违和现象，美国政府在保持对银行业分业经营、控制分支银行设立等严格金融管制政策的同时，选择了以扩大消费来促进经济增长的发展路径。通过采取信贷民主化策略，积极鼓励个人与家庭扩大向金融机构的融资规模来满足各种消费需求。通过促进消费信贷的增加来扩大社会总需求，实现社会供求平衡与经济持续增长的目标。

这种鼓励个人与家庭以房产抵押获取按揭贷款为重要构成内容的消费信贷政策，是美国政府应对“大萧条”而祭出的需求管理术，在普拉萨德看来，这是一种“按揭凯恩斯主义”。这种需求管理政策的实施效果究竟如何，之后出现的经济金融危机尤其是21世纪初肇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已经给出了明确答案。

对于19世纪中至20世纪中的美国来说，一方面，其累进性的财税制度在各种财税优惠政策的对冲下，调节收入与缩小贫富差距的功能作用几乎被弱化殆尽。另一方面，其以扩大个人与家庭融资规模来拉动社会总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的货币金融政策的实施，在饮鸩止渴般地拉动社会消费总需求的同时，膨胀了广大平民百姓的负债规模。一旦经济金融危机降临，如果缺少政府编织的社会保障安全网的保护，那么，身负巨债的平民百姓自然会无可避免地陷入更加贫困的境地。

社会保障兜底作用的偏漏

作为经济社会“稳定器”“减震阀”以及“安全网”的社会保障制度，其发展模式的设计与选择在美国与欧洲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差异显而易见。欧洲工业化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不断完善有其特定原因。

其一，欧洲国家政府能稳步推行限制劳动者工资水平的政策，是因为它以政府承诺建设相应公共福利设施和制度，为劳动者提供未来公共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保障为对价。其二，欧洲工业化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尤其是斯堪的纳维亚“福利国家”的形成与运转，其中，税基宽广、税源稳定的财税制度提供了物质支撑。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备及其高水平的保障水平，一方面，意味着政府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有相当的份额，相应地影响和制约了非政府部门即个人家庭等利益者可得的份额及其相互间的收入差距；另一方面，政府通过社会保障的再分配将以税收集中起来的国民收入转移支付给需要的个人与家庭，从而再一次调节了个人与家庭的收入与财富。这也是欧洲工业化国家贫富差距不突出的重要原因。

同时期的美国选择了不一样的发展道路。美国政府积极鼓动私人企业、团体推出各种增加就业者福利的计划，着力倡导发展私人福利的保障模式。政府主要对发放私人福利的企业、团体提供税收抵扣、税收减免等财税优惠政策支持，而并没有像欧洲工业化国家那样着力构建包括公共医疗保险在内的，比较完备的具有公共福利性的社会保障制度。面广量大的财税优惠政策措施的实施，削弱了累进税制对收入与财富调节的功能作用，也弱化了政府构建公共福利性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应有的财力基础。显然，新冠疫情给美国带来的沉痛教训，与缺乏比较完善的公共福利性社会保障这道“安全网”分不开。

美式富足与贫困的启示

综合来看，美国财政税收功能作用的偏失、货币金融调节作用的偏激、社会保障兜底作用的偏漏，联袂演绎了美式富足与贫困的怪诞剧，由此也给我们带来了相应启示。

其一，当今世界的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是有政府干预的国家。政府积极有效的干预，必须从国情出发，在政策制度设计与选择上，不仅要看政策制度是否科学合理，而且要看是否可行与严格执行，更要看是否从最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出发并努力维护之。美国累进性所得税制的选择具有合理性，但在实施中走了样、变了味，表面上对高收入者课征累进税而且边际税率很高，实施中通过各种税收减免大大降低了纳税人的实际税率，弱化了税制设计与选择的初衷和功能作用，最终成了欺骗性安慰普罗大众、实际上维护利益集团的虚晃一枪。

其二，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自由和民主都不是绝对的。一向标榜自由民主的美国，政府也是强干预的，其民主也不过是不同党派、利益集团之间的反复博弈与无休止的争斗，并没有一个政党真正能够代表全体美国人民的利益并真心实意为广大人民谋福祉。

其三，前车之鉴，后事之师。中国经济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也可能会遇到美国和欧洲国家工业化发展中曾经出现过的类似问题，需要我们学习它们的经验、吸取它们的教训，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和警觉的意识。

（作者系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人大工委副主任）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24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