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钮文新:日元贬值会不会暗藏“杀机”——人民币汇率切忌“错误认知”

《中国经济周刊》首席评论员 钮文新

如果有人告诉你:因为A比B个高、A比C个高、A也比D个高……所以A也一定比Z个高。这个命题成立吗?非常荒谬对吗?因为前面的一堆条件,根本无法说明A和Z谁个高。但是,如此荒谬的逻辑居然会出现在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问题上。

什么情况?一些舆论认为:因为美元升值,所以人民币贬值;或者因为美联储加息或维系高利率,所以美元升值预期强烈,这是导致人民币贬值的根本原因。更有甚者,刻意构建了一个更荒唐的逻辑链:因为美元升值、人民币贬值,这意味着资本外逃,所以A股市场该跌。

必须破解荒谬

我们应当注意一个基本事实:美元指数是由“美元兑6种货币的汇率”加权平均而计算得出的数值,其中包括欧元、日元、英镑、加拿大元、瑞典克朗、瑞士法郎。注意:这里面欧元权重最高,根本没有人民币。

所以美元指数走势,只能说明美元针对以上6种的货币比价关系的变化,而不能说明美元兑人民币比价关系该如何变化,更不能必然地认为美元指数走高,美元升值,人民币就一定对美元贬值。否则,就会犯下文章开头所说的逻辑错误。

有人会问:“美元指数上涨,人民币兑美元会贬值”难道不是市场事实吗?但这里必须指出:这恰恰是“错误认知”导致的“错误结果”。金融市场有个重要特征叫“羊群效应”,它是指:只要部分市场参与者达成某种“共识”,即便这一“共识”可能不合逻辑,市场中的一些人会实施同样的操作,以致市场可能走向这种“共识”的方向。实际上,金融市场中的操纵者会经常使用这个招数,通过造假、舆论、各种误导影响投资者认知,从而制造“羊群效应”,并从中渔利。

不只是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长期以来,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兑美元汇率也在被错误的逻辑误导,所以才有美元收割世界的顺利进行。

正确的逻辑应当是:美元指数变化只代表美元和6种货币的汇率变化情况,这与其他国家的货币强度无关。其他国家货币兑美元汇率,应当依据自身与美元的“多重因素”比较。

当然,汇率变化受到两国利率比较影响,这是不争的事实。理论上说,这是决定两国汇率变化的“利率平价理论”,尤其在金融开放的前提下,金融套利资本会从利率低的国家流向利率高的国家。这个流动决定了流出国外汇相对减少、本币相对增多,本币承受相对贬值的压力。

但这是不是汇率决定因素的全部?不是。

比如,两国货币汇率变动还取决于两国经济基本面比较,基本面强者,货币应当升值;还取决于两国货币的“购买力平价”状况,即同样一篮子商品,在A国购买所花掉的A国本币的钱数和在B国花掉的B国本币的钱数,两者之比,则是汇率决定因素。所以,“购买力平价”状况一定包含一个重要因素:物价涨幅。一般而言,物价涨幅大(通胀率高)的国家,即使利率较高,其货币也未必应当升值,因为物价涨幅小的国家,货币更值钱。这些都是基本道理。

但是,过去数十年,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排斥了其他货币影响因素,而单一盯住外汇市场中两国货币的供求关系,而决定这一供求关系的往往又和两国利率差(利率平价)密切相关,所以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统计认为:看两国货币汇率变化,更应关注两国利率差。

于是,针对人民币和美元的汇率变化,就有了“美元利率高,人民币利率低,美元必然相对人民币升值,而人民币相对贬值”的说法,然后就泛化为:美元指数上涨,人民币兑美元必然贬值。也就有了文章开头指出的逻辑错误。

美元指数缘何上涨

按照美元指数的结构,美元指数上涨未必是美国经济有多么强大,而也可能是欧元、英镑、日元、加元等6个篮子货币国家的经济比美国虚弱,尤其是在美元指数中占比高达57.6%的欧元,欧元区经济在能源危机的长期压制下疲弱尤甚,这当然是刺激美元指数上涨的关键因素。

还有日本,由于日元在美元指数中的占比位列第二,即13.6%,所以日元贬值也会提高美元指数。最近,大家对日元贬值议论甚多,认为日本正在崩溃的路上。真的如此?其实还有另一种可能:日元贬值更像是为美元指数上涨送上的“投名状”,其暗藏着针对人民币和A股市场的“杀机”。

逻辑何在?第一,美元指数6种货币国家集体力推美元指数走高,从而逼迫人民币大幅贬值;第二,利用人民币贬值所构建资本出逃的印象,恐吓A股市场投资者抛售股票,让中国核心资产价值大幅缩水;第三,制造A股市场流动性不足,并以引进全球资本的名义,迫使中国政府更大幅度地开放资本市场;第四,在中国核心资产严重缩水之后,美联储突然降息,放出巨额流动性购买中国资产;第五,通过大肆收购,实现对中国制造业的控制,并以此实现美国“再工业化”或“全球制造业再控制”的企图。

这样的结果对美元指数6个篮子货币国家有什么好处?收割成功,美元以及其他6种货币国家的货币泡沫将被中国实业资产填充,尤其是美元,“中国的制造能力+美国的科技能力”势必让美国所向披靡,守住全球老大地位。

不能让美国得逞

世界都在看着中国,从中国的经济体量和美国的虚弱程度看,美国也只有“吃掉”中国才能填饱它前所未有的“饥肠”。所以,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不仅要提防随时可能扑来的饿虎和群狼,更要提防我们内部的“错误认知”。

落实到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中国也应当走出符合自身利益诉求的汇率机制,尤其在美国把金融当成武器、严重破坏市场传统规则的背景下,更加强调人民币“有管理”的浮动是必要且重要的。

如何管理?其实中国管理资源极其丰沛,因为中国商品贸易存在很大的顺差,这个顺差如果有效回归国内外汇市场,人民币会立即扭转贬值压力。但有些人会问:难道我们还要恢复“强制结售汇制度”吗?

这里的答案是:如果经济需求限制了中国利率上升,实施“弹性结售汇制度”应当是增加中国市场外汇数量的有效方法。曾几何时,中国实施“强制结售汇制度”,要求出口企业的外汇收入全部出售给国家,随着外汇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强制结售汇制度”退出历史舞台,企业和个人可自主保留外汇收入,但这并非没有负效应:中国企业的外汇收入在境外存入高息币种,在境外套利。这当然会导致人民币贬值压力,而这也恰恰是美国愿意看到的结果,因为这造成了资本流入美国的印象。

正因如此,第一,我们是不是应当在从“全部强行结汇”发展到“全部自由结汇”之后,再发展到“一定比例的强行结汇”?尽管我们要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但特殊时期也必须特殊对待,不能僵化教条地自缚手脚,去一味遵从一个已经严重扭曲的市场。第二,“弹性结售汇制度”既尊重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第三,结售汇比例弹性,意味着强行结售汇比例可以是零,这实际就是“自由结售汇制度”,而且央行对于“结售汇比例——结汇率、售汇率”的调节,也将成为重要的外汇市场管理工具,依次向市场传达央行的汇率态度,而且相对利率调节,经济代价更低。

当然,管理汇率肯定还有更多的有效工具,而摆脱美元干扰最有效的方法应当是:为人民币“换锚”。比如,基于共建“一带一路”的发展趋势,中国是否可用国家基础设施资产作为人民币币值之“锚”?这或许更能有效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输出人民币,并借此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再比如,中国是否可用“绿色电力”为人民币提供币值之“锚”?通过出口“绿色电力”推进人民币在周边国家的“区域化”。如此等等。

总之,货币、货币——先有货、后有币,币以货为本,这是货币存在、存续最为基本的理由。而从货币到货币——以他国货币证明本币价值的时代或许已近尾声,而各国央行增加黄金储备可能就是前奏。

责编:姚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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