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首席评论员 钮文新

最近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波动较大，这引起了国内一些人士的警惕，他们担心国际金融市场有人在刻意做空人民币。这样的担心不无道理。

从美国方面看，它需要全球资本流向美国，以支持其财政困局和所谓“再工业化”的努力。所以，美国利用乌克兰危机破坏了欧洲稳定，使本该流入欧洲的实业资本转向美国，而且不断在亚洲挑事，试图让本该流向日本、东亚、东南亚、尤其是中国的资本转向美国。为了达成目标，美国甚至不惜通过“暴力加息”以增强美国国债的吸引力。

一段时期以来，中国股市上有舆论说，要把人民币汇率走势和股票市场走势粘合在一起，强调二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即人民币升值，股市就该上涨；人民币贬值，股市就该跌。这一观点对吗？市场逻辑表明，如果人民币汇率与股市的“正相关关系”确立，则意味着A股市场走势被外资流动控制，而这和外资在A股所占的比例根本不符。所以，我们必须防微杜渐，一方面高度重视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性，一方面积极破解一些似是而非的市场舆论。

针对人民币汇率问题，没有理由指望“固定汇率制度”重现，同时也不能指望人民币汇率完全依托市场自由起伏。历史告诉我们：汇率是国家战略工具，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金融当局可以完全放任本币汇率自由波动。

为什么？因为汇率是两国货币的比价关系，汇率的变化取决于两国间经济指标、物价状况、利率差异、政治稳定性等许多因素的对比，而市场供求变化仅仅是其中的一个因素。更重要的是：在当今世界，两国货币在外汇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往往取决于两国货币地位、经济地位、贸易地位差异。

曾经，美国作为进口大国，常年保持贸易逆差，而中国作为出口大国，常年保持贸易顺差。正是这样的差异，导致中国外汇市场失衡，人民币连续数年“单边升值”，这会不会导致人民币高估？

历史经验表明：在特权货币、霸权货币实际存在的前提下，弱势货币国家的外汇市场难以达成所谓“汇率均衡”，而弱势货币国家币值高估势必会被国际金融大鳄盯上，并实施金融狙击。实际上，这恰恰是许多发展中国家不断发生不同程度的金融危机的关键原因之一。典型案例很多，比如当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当年甚至当下的南美货币危机。

历史一再证明，汇率的形成绝非一般性商品交易价格形成的过程。在霸权货币实际存在，各国货币地位实际差异悬殊的现实世界里，汇率往往是霸权国家、强势货币国家时而隐性、时而显性收割其他国家财富的工具。

国际金融博弈有时是非常残酷的。我们不能被“金融自由化”的喧嚣迷惑，要防止人民币汇率大起大落伤害实体产业。如果我们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金融管理者就有必要通过保持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为实体经济健康发展提供一个良好货币环境。

金融人很多认为，进出口企业都应当学会面对不断波动的外汇市场，学会使用外汇衍生工具去管理汇率波动的风险。但从实践看，让企业自己使用衍生工具去管理汇率波动难度很大。

第一，企业需要专门人才，这类人才的成本很高。

第二，中国外汇市场是机构市场，机构对涨跌趋势的认知高度趋同，从而加大了企业反向套保的成本。比如，一个出口企业手持现汇需要做空套保，但机构认为人民币处于升值趋势当中，所以就不愿接受空单。怎么办？为了弥补自身可能存在的损失，机构会大幅提高空头套保成本，从而阻止了实业企业的套保欲望。

第三，国内套保成本过高，导致出口企业不愿将外汇汇回国内，而是将外汇留存在境外银行账户上，尤其是在中外利差较大的背景下，贸易顺差变成了国际套利资金。同时，这还会导致另一个严重问题：人民币出现贬值压力。

按照一般金融理论，无论汇率升值或贬值都是“双刃剑”，有利有弊，而最佳的汇率机制选择应当是相对稳定。但是，要保持汇率相对稳定谈何容易，因为在外汇市场上，重量级拳王一直都在等待彻底打残轻量级拳手的机会。正因如此，中国必须始终保持警惕，坚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为此我们建议：（1）实施“企业汇率舒适度动态调查”，并依据调查结果制定“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的汇率政策，为企业提供一个良好的货币汇率环境，降低企业汇率管理成本。（2）实施“弹性结售汇制度”：即出口企业按照国家规定，按照一定的“可变比例”进行结汇，国家依此平衡外汇市场供求。

这是不是有悖于市场化改革方向？不，这是根据中国基本国情和国际货币霸权实际存在的外汇市场特征，寻找符合中国经济利益的政策选择；这是为进出口企业建立汇率屏障的一种措施，相信贸易企业都会积极配合，因为这会大大降低他们外汇管理的风险和成本。

责编：姚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