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杨琳 郭霁瑶

煤层气是一种广泛存在于煤炭矿井中的非常规天然气，是优质高效的清洁能源，可以与常规天然气混输混用。

在那个全球能源需求暴涨、国内投资热潮高涨的年代，煤层气产业曾一度被寄予厚望。2005年前后，伴随着政策扶持，煤层气产业一路“钱景”光明，企业采气如火如荼，围绕它的矛盾博弈却一直不断。

这是山西通豫管道建成投产的背景。

然而几经波折，这一国家煤层气发展“十一五”规划重点建设项目如今却走向了停运。

端氏—晋城—博爱煤层气输气管道端氏首站

“总不可能一条国家的重点项目管道没有气通吧。”13年前，谭传荣对他的管道项目还充满信心，没想到竟一语成谶。

该项目为山西通豫经营的“端氏—晋城—博爱煤层气输气管道”，这是国家煤层气发展“十一五”规划重点建设项目，将煤层气资源从山西输送到资源相对匮乏的河南地区。然而，就是这样一条国家级管道，却长期面临“无气可输”的局面。

是无气可输，还是上游有意“卡气”？

其间，山西禁煤政策的实施给了管道一记重创。两次爆炸事故，更让其处于瘫痪状态，这也揭开了背后运营的争斗与混乱——经营深陷泥潭，股东反目甚至对簿公堂。

这个全国第一条跨省煤层气长输管道项目，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了今天的困局？

爆炸背后的隐患

“端氏—晋城—博爱煤层气输气管道”（以下简称“山西通豫管道”）于2011年建成投产，2019年12月、2022年5月，两次发生管道爆炸重大事故，至今未能恢复运营。

2022年6月，山西省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针对第二次爆炸出具的《关于山西通豫煤层气输配有限公司“5·30”泄漏燃爆事故的通报》提到，事故暴露出以下问题：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没有认真吸取“12 · 21”事故教训， 加大安全生产投入，提升安全生产条件；吸取事故教训不到位；开展油气长输管道隐患排查不认真；企业应急维抢能力不足。

两次爆炸，让长期“孱弱”的山西通豫管道彻底瘫痪。背后，隐患重重。

端氏—晋城—博爱煤层气输气管道走向图

连年亏损、债务缠身

2007年，重庆三峡燃气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峡燃气”）联合中联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联煤”，中海油的全资子公司）等央企和山西地方国企，成立了山西通豫煤层气输配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通豫”），负责管道的运营。

2012年，亨通（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以下简称“亨通基金”）加入，与三峡燃气共同成立重庆三峡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峡能源”），三峡燃气持股三峡能源51%；亨通基金持有三峡能源46%股权，并间接持有山西通豫27.23%股权。

三峡燃气、山西通豫、三峡能源当时的董事长、法定代表人都是谭传荣。

当时的愿景是，新公司三峡能源负责配套管道上下游企业，投资建设煤层气输气支线管道、LNG液化工厂、储气库等，打造整合煤层气中下游一体的产业链。

“成立这个公司的时候，前景很好、投资很大，而亨通基金也没这么多钱。我们老板（谭传荣）这个项目刚刚运行，资金也相当紧张，的确需要一家新的投资商进来。”三峡燃气工作人员于云说。

2015年6月，由亨通基金引荐，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信托”）带来了资金。

中航信托看中了产业前景。中航信托方面说，基于对该行业属性及山西通豫、三峡能源未来业务整合的期望等，同意对山西通豫及三峡能源进行信托类股权投资及贷款。

但是，尽管多方的期望美好，现实却不尽如人意。无论是三峡能源，还是山西通豫，经营情况一直在恶化。

山西通豫管道于2011年开始运营。曾任重庆三峡能源有限公司高管的王浩宇告诉记者，管道运营没有“吃饱”，盈利能力一直不行。

而项目投资了7个多亿。于云说，直到2019年，三峡燃气交出山西通豫管理权的时候，还没把投资完全收回来。

其间，还有4.2亿元的一笔巨额资金被“浪费”。

2015年，中航信托向三峡能源增资2亿元，占股25%，还向其发放贷款2.2亿元，年息15%；增资山西通豫2亿元，持有25%股权。

中航信托给了三峡能源总共4.2亿元。

由于三峡燃气及亨通基金准备参股香港上市公司亚美能源（02686.HK，目前已私有化退市），于是，这4.2亿元没有直接用于管道的生产运营，而是被用来买了亚美能源股票，因为其掌握着上游的气权。

当时，三峡燃气和谭传荣的想法是，整合上中下游产业链，通过入股亚美能源，扩充山西通豫和管道的气源，提升业绩和利润，并最终实现三峡能源的上市目标。

没想到，股价由购买时的3.00港币/股在10天左右迅速下跌到1.10港币/左右。

“这笔钱相当于打水漂了。”于云说。

当时，山西通豫和三峡能源还寄希望于这笔交易能对公司的长期经营带来助益。2015年8月，三峡能源向中航信托做了业务进展通报，其中提到，亚美能源短期的股价波动不会对公司的长期战略投资产生重要影响，气量和气价优惠为公司带来了业绩提升，三峡能源的合并利润将在今年如期完成利润承诺。

后来，事件的发展和期望相差甚远。

中航信托方面称，三峡能源增资亚美能源后，亚美能源未按三峡燃气及三峡能源原设想和预期增加对山西通豫的供气量。

亚美能源和三峡能源方面的合作出现裂痕，气源问题没有解决，后者的业绩也一直未达到预期，甚至走到了连年亏损、债务缠身的局面。三峡能源的上市目标更是遥遥无期。

此前，2015年6月，中航信托与三峡燃气、亨通基金、谭传荣、三峡能源等达成合作时，条款中有约定目标利润。

记者获得的法院判决书显示，三峡能源2016年、2017年净利润分别为-3476万元、-3016万元，均为负值，未达到协议中约定的13000万元和20000万元的85%；山西通豫2015年度净利润为977万元，2016年度净利润为432万元，2017年度净利润为5434万元，2018年度净利润为604万元，2019年度净利润为-690万元，亦未达到协议约定的7500万元、11250万元、16876万元、25313万元、38000万元的80%或85%。

此外，除了上游供气长期不足，利润不及预期还有一些其他因素。2018年5月，三峡燃气和谭传荣曾向中航信托解释了多方面原因，如受政策影响，下游市场天然气价格大幅下跌，幅度大大超出上游气源价格降幅；根据相关规定，管道管输费下降；受山西冬季保供政策影响，输气量大幅压减等。

这只是冰山一角。

山西通豫管道施工现场

“烂摊子”就这样搁着

“投资太大了，山西通豫投资7个多亿，再加下游管道和一些配套项目的投资，已近20亿，就算超出国家发改委核定的管输费价格，投资回收期也很长。”王浩宇告诉记者，为了维持下去，（谭老板）原本的打算是，等产量上来、气多了之后，经营状况就能好一点。

“他先是和银行借款融资，但过了几年，管道运营负荷还是没起来，再加上冬季山西当地政府限气出省，持续几年都是这样，下游用煤层气的客户越来越少，对公司雪上加霜。后续银行融资也比较困难，就开始融资租赁，年息15%，甚至更高，2015年至2018年期间从中航信托等多家机构融资借款，平均年息超过了15％。”王浩宇说。

据他介绍，山西通豫每年的资金成本就高达一个多亿，还有折旧成本、员工工资成本等，算下来经营利润高的时候也很难覆盖这些成本。雪球越滚越大，债务根本还不上。

“即使到后面，形势好一点，但也填补不了前几年那么大的窟窿，净资产都快亏得差不多了。”王浩宇说。

“上游欠着供气商气款，下游又收了客户的预付款，债务缠身。没办法，三峡能源在山西和河南的项目股权通过债转股和股权质押的方式，抵给中航信托和融资租赁机构。下游公司如洛阳通豫、LNG工厂等一系列产业全部受影响，因为都是互相担保的。”王浩宇说，“债权人一直要求还债，公司还着利息，本金也到期了。”

“一直耗到了2019年6月底，谭老板把山西及河南等地的公司经营管理权交给了二股东和三股东，也就是亨通基金和中航信托。”王浩宇说。

2019年6月，三峡能源三方股东签订了管理权移交协议，协议明确山西通豫由股东亨通基金负责经营管理，股东中航信托负责监管，三峡燃气作为股东不再参与山西通豫具体的经营管理。

“二股东、三股东也没管成，他们就托管给四川明昇能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四川明昇’），没过多久，管道就爆炸了。爆炸后，中间修好运行了一段时间又爆炸了，之后管道就彻底‘搁’这了。”王浩宇说。

2019年11月，山西通豫同意将经营管理工作委托给四川明昇。天眼查信息显示，四川明昇实际控制人和亚美能源董事会主席为一人——明再远。但之后，由于未签订托管协议，托管行为未实施。

“一开始有一份托管协议，但后来二股东、三股东觉得托管不合适，就开了董事会，聘用原亚美人员。等于说，亚美的人从亚美辞职，然后山西通豫再重新聘用他们做高管，包括总经理、财务人员等。”王浩宇说。

这之后，当年12月，就赶上了管道第一次爆炸。

到目前为止，管道还没有看到恢复运营的希望。

“山西通豫下游的两个公司已经破产重整了，这么多年盈利能力不行，外债也多，管道又爆炸两回，政府也不让通气，现在就是一个‘烂摊子’，亚美也救不活，现在就这样搁着。”王浩宇说。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联系亨通基金执行事务合伙人马明，询问管道的供气和经营问题，对方挂断了电话。

这条管道所涉公司的关键人物也值得关注。

2020年12月，谭传荣因“挪用资金”被警方逮捕。2023年3月，中纪委官网公布，航空工业原总经济师姚江涛也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审查调查。姚江涛落马之前，担任中航信托董事长。

山西通豫管道施工现场

上游为何不愿供气

即使在正常运营的8年时间里，这条国家级管道也长期面临着供气不足，管道运能一直得不到有效释放的尴尬境况。

据了解，管道核准设计输气能力为10亿立方米/年，最大输气量可达20亿立方米/年。然而在管道运营的8年来，输气量累计只有大约30亿立方米，远远低于最初设计的输气量。

“这是因为上游气源不足所导致的结果。”于云说。

上游山西境内的沁水盆地煤田原本属于煤层气较富足地区，又为何会供气不足？

气源是一块“心病”

于云告诉记者，煤层气的开采权是由中联煤负责，气体销售则是包给了亚美能源。

围绕管道的供气问题，记者曾前往中联煤采访，但直至发稿前，中联煤并未就相关问题作出回应。

“管道投产之后，刚开始上游的开采量的确有限，开采商也不可能把气全给通豫，毕竟人家卖产品不可能就卖给你一个客户吧，不愿意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王浩宇向记者介绍了山西通豫管道投产之初的情况。“山西通豫本身没有气源指标，你只能从人家那里买多少算多少。”

气源是整条煤层气产业链的源头和关键，如何获得稳定低价的气源供应，成了当时山西通豫的一块“心病”。为了拓气源、增气量，山西通豫方面也的确做出了相应的行动，其中就包括上文提到的对亚美能源的股权入资。

“我们投资亚美能源的战略是通过成为其股东，从而锁定足量气源并获得优惠气价，继而择机增持其股权，最终获得其绝对话语权。”在2015年8月，三峡能源向中航信托提供的一份业务进展通报中，如是表述其增资目的。

气源不足的情况似乎一度得到了好转。业务进展通报中，三峡能源表示，成为亚美能源股东后，其气量已开始大面积向山西通豫倾斜，进入当年8月后，山西通豫每日输气总量超过136万立方米，并全部在下游消化，仅亚美能源一家的供气贡献就达到110万立方米。“按此日输气量推送，山西通豫从现在起，年输气量将进入5亿立方米时代。” 业务进展通报中如此期待。

入股亚美能源后气源为何仍不足

然而事实却是，巨资入股亚美能源后，气源不足的矛盾最终并未解决。

“（入股后）虽然好了一点，但是可能因为关系没处好，反正（亚美）跟我们的合作不是很愉快。”于云称，“我们买了他们的股票，结果还卡我们的气。”

“上游供气量长期不足，管道产能一直得不到有效释放，亚美能源日供气量不低于120万立方米的口头承诺长期未能兑现。”2018年5月，三峡燃气发至中航信托的《履约通知函》如此写道。

“口头答应算数吗？没有协议都不算数的，没有落在纸上和协议上的东西，没办法。”王浩宇对于当时没有签下协议有些不满。

那么，亚美能源究竟为何不愿提供充足的气源给山西通豫？

据悉，亚美能源董事会主席、四川明昇实际控制人明再远，也是新天然气（603393.SH）的董事长。2018年，新天然气收购亚美能源；2023年7月，新天然气完成亚美能源私有化退市，后者成为新天然气全资非上市子公司。

王浩宇和于云均认为，明再远是在打山西通豫股权的主意，亚美能源是有计划地想“吃掉”山西通豫，打通产业链中下游，气源是其一个筹码。

从结果来看，据王浩宇透露，在山西通豫管道遭遇运营困难之后，下游的洛阳通豫破产重整被别人接了，LNG工厂破产重整则是由亚美母公司新天然气接手。

围绕相关问题，记者致电亚美能源董事会主席、执行董事明再远，其要求记者联系其董秘刘东。但记者与刘东取得联系后，对方拒绝透露相关信息。

不只是从亚美能源，三峡能源也试图找过其他气源拓宽渠道来源，例如从晋煤蓝焰等上游气源方购气、向中石油申请开口气源指标，与山西国化能源进行合作洽谈等。但直至管道停运，气源不足的问题依然未得到解决。

在王浩宇看来，上游公司不愿意给他们供气，其中一个原因是，相较于将气输送给管道，卖给其他渠道能够达到更多终端市场。王浩宇告诉记者，当地开采出煤层气后，在气田附近修建了很多液化天然气工厂和压缩天然气气站。如果把气直接卖给工厂，通过罐车或者大槽车运气，可以将气输送到更多地方。

“管道通不到的地方太多了，这些地方就会大量用液化天然气的方式去运送，基本上当地卖其他渠道的量就占了60%以上。”王浩宇说。

还有价格因素。在中国石油大学（北京）能源经济与金融研究所所长郭海涛眼中，这背后是一本经济账。由于管道运气受政府价格控制，对于上游公司而言，卖给管道的气价相对便宜。但若是通过其他渠道运气，给到的价格就更高。“所以把控着上游资源的企业，当然是谁出价高就给谁。”

郭海涛认为，长期气源不足暴露出山西通豫管道建设之初，商务模式缺乏可持续性，没有必需的气源支撑，再加上管道的不可移动性，很难灵活地寻求新入气源，为后期运营埋下了难以克服的隐患。

“很多项目在计划建设管道之初，往往把前景想得太理想，设想特别好。但实际上在建管道的时候，对于上游资源的保障判断不准确。建一条管道，考虑的核心问题应该是上游资源的保障程度和下游市场规模之间的匹配度。当匹配度出现差距，计划与实际就会出现偏差，最后就是气不够，又找不到新的气源，导致管道没办法正常运转。”郭海涛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直陈。

省份间的资源争夺

供气不足的另一个原因，就是省份之间存在资源争夺。

王浩宇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之所以气源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还因为上游所在地政府出台的“就近利用，余气外输”政策，限制了冬季上游气源跨省输送的量。

“我们也找了很多供气商，像中石油华北油田、晋煤蓝焰这些，都给我们供气了。但都存在同样的问题，夏天的时候量挺足的，冬天的时候就不行了。”王浩宇说。

这一政策的推出让山西通豫始料未及。

“山西本身供气方面是相对富余的，河南工业比较发达，用气则相对紧张，河南又需要这些清洁能源，那么把山西的气运到河南，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这条跨省管道。”在与记者谈到当初为何建这条管道时，于云如是说。

“一是，河南是人口大省，有大量的民用需求。二是，那几年河南的工业经济增长比较快，许多企业用气量特别大。那几年，刚好又是国家大力整治大气污染的时候，大力推动‘煤改气’‘煤改电’，所以对天然气的需求用量猛增。而山西是产煤大省，当时环保限产力度没有河南大，两个省份之间对于天然气的需求量差距很大。当时河南的天然气总用量大概是山西省的3倍。”王浩宇进一步向记者解释了当时两省的用气情况。

作为一条跨省管道，山西通豫链条上头是资源所在地山西，链条下头是利益主体河南。而这也就存在一个先天的上下游之间的利益格局矛盾，即资源所在地需要承担环境被破坏的风险，而且由于经由管道运输的气价受政府管制，因此给到居民用气的价格相对低廉，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上游资源所在地的省份来说，跨省输送气体，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行为。

据王浩宇描述，2016年以前下游公司如洛阳通豫所接受的气量还算比较正常，“因为那会儿煤层气的用户比较少，市场需求还没有那么大，供气不足的矛盾不是很突出”。

转折点是在2017年的冬天，发生气源地闹“气荒”事件。

彼时，为了响应“煤改气”“煤改电”，山西实行了“自我加压”式的禁煤政策。数据显示，2017年冬供期间，该省用气总需求量达35亿立方米，同比增长达到52%，远超全国22%的增幅。省内用气量激增，资源供应量却非常有限，由此带来了天然气供需缺口。

“山西不喊、不要，不等于不缺气。我们对今年的用气情况仔细斟酌、反复核对后发现，今冬明春的硬缺口仍有12亿立方米，目前山西的天然气供需紧张，已达二级响应程度，供气形势越来越严峻，太原及周边地区再无‘压非保民’空间。”2017年12月，在为中央迎峰度冬能源供应保障督导调研组特别召开的座谈会上，时任山西省发改委副主任赵友亭谈及山西天然气供需情况。

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优先保障民生用气，山西省政府专门成立了山西省天然气（煤层气）迎峰度冬应急保障领导组，并制定出台了相应的实施方案。自此，山西省为了落实“就近利用，余气外输”的原则，优先保障省内气源供应，严控煤层气通过管道和LNG外输，逐步压减向省外管输企业输送气源。

此后，山西通豫管道输气量大幅压减，从2017年10月份的日最高180万立方米压减至2018年一季度期间日最低20万立方米。导致2017年和2018年山西通豫公司预期收入和年度利润严重下滑，资金周转雪上加霜。

“最严重的时候是2017—2018年和2019—2020年的冬天，基本上冬季处于停滞状态，甚至比原来的量少了90%。”王浩宇告诉记者。

“河南省发改委、能源局，也给上游省市发改委、能源局去过函，我们也做了好几年工作，都没有用，人家就是优先本省。一到冬天就缺气，那么对下游的客户来说这种情况始终得不到解决，人家也不愿意从你这管道买气了。”说到那几年的经历，王浩宇的话里透露出无奈。

在中国石油大学（北京）能源经济与金融研究所所长郭海涛看来，山西这一做法也是顺应国家“气代煤”政策的需求。

“虽然山西是能源大省，但主要是煤炭，与其他能源相比，天然气仍是稀缺资源。所以，在经历了2017年和2018年的低谷后，随着煤层气开始再次逐渐上规模，为了满足本省的需求，也只能优先‘就近利用’。”郭海涛说。

郭海涛认为，对于山西而言，“就近利用”的原则可以从两个角度分析来看。一是环保的角度。“对于山西而言，它长期采煤用煤，对于环境破坏其实很严重。那么煤层气的使用，对于山西用能质量的提高、环境污染的缓解都是很有帮助的。”郭海涛说。

从经济角度来说，郭海涛认为，山西的做法也是可以理解的。根据政策，中央和地方会根据开发利用情况对煤层气开采提供政策支持、鼓励投资、直接进行资金补贴等，地方政府为煤层气产业发展投入的各类资源数量也是相当大的。把气源留在本省，相当于把一部分补贴给了本省内的老百姓。所以，控制气源外输，也是将财富留在本地的一种方式。

缺气的省份该怎么办

管道建设之时，煤层气开发在我国处于较为初步的阶段。作为清洁能源，煤层气也备受顶层设计重视，其开发被列入了国家“十一五”能源发展规划，一系列鼓励政策相继出台。能源大省山西的煤层气产量一直相对富足。彼时，河南工业经济增长迅速，对天然气需求量猛增，在这样的情况下，弥补河南的用气需求，成为建设这条跨省管道的初衷。

一条国家级煤层气管道一步步走到了今天。那么，曾被寄予厚望的煤层气前景如何？

“至少到目前为止，建管网，对于煤层气行业来讲可能还不是首要事项。核心其实是上游的勘探开发问题。”郭海涛表示，现阶段煤层气的主要矛盾还是在气源开发层面，这里面技术问题、气权煤权等因素错综交织。

煤层气要进一步发展，同样也存在很多其他客观因素的限制。郭海涛进一步补充道，我国煤层气资源量并不低，但受制于地质条件和技术能力，开采难度大、成本高，实际可利用率并不高。

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天然气产量2178亿立方米，其中，煤层气产量115亿立方米，占比较少。

“作为清洁能源，煤层气有它自身的价值，我们要尽可能充分利用。同时，在可见的未来，煤层气主要还是天然气资源的一个补充。”郭海涛的判断基于当下我国地质条件和煤层气的开采技术。他认为，在短期时间里，煤层气很难成为能源市场的主力，更多是和其他清洁能源进行融合利用。

既然建跨省管道存在风险、煤层气本身可利用率又不高，那缺气的省份又能做些什么才能保障居民用气？

郭海涛比较看好国家管网的重要作用。“国家管网公司可以统一规划，建设这些重点管线。”他认为，管道这类基础设施建设，还是需要在地方政府与国家管网公司之间的合作下才能进行建设，而不仅仅是企业行为。

同时，他还强调了政府的作用。

“要让老百姓用上高质量的气，又要让他们承受得起，那么就只能由政府来承担其中的工作。”郭海涛解释道。现阶段，政府从环保角度出发，希望社会利用天然气等清洁能源，但这些清洁能源的价格往往比较高，要让老百姓用得起，就得由政府想办法进行统筹补贴。

但财政补贴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对于广大农村地区的群众而言，现阶段包括天然气在内的清洁能源价格并不便宜。

“所以最终还是得靠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好了，老百姓收入上去了，才能负担得起高质量的能源商品。”郭海涛说道。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于云、王浩宇为化名，文中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