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张宇轩｜北京报道

教师退出机制重回视野引发热议，业内称其为“打破‘铁饭碗’”。

近日，北京丰台教育发展理事会2024年工作会召开，会上通过的《关于推进丰台区中小学教师“区管校聘”管理改革工作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措施》）提出，2024年丰台区将在“区管校聘”改革中加强对教师的年度考核和考核结果运用，探索建立教师退出机制。

事实上，在此之前，多地都在探索和实施教师退出机制，包括宁夏、广东、贵州贵阳等。北京也早在2019年，由北京市教委、市委编办、市人力社保局、市财政局联合发布的《关于推进中小学教师“区管校聘”管理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中，也提出过“逐步建立教师退出机制”。

如何打破“铁饭碗”

北京丰台区教委副主任翟洪臣解读《措施》时表示，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导致的学校间编制配备不均衡的问题，丰台区将坚持“严控总量、盘活存量、优化结构、增减平衡”原则，动态调整各学校编制，提高编制资源使用效益，推动编制资源向中小学倾斜，优先保障义务教育阶段教师的编制需求。

谈到建立教师退出机制时，翟洪臣强调“要打破‘铁饭碗’观念”。这也就意味着对教师的考核结果成为去或留的关键。

《措施》中，年度考核为“不合格”的主要有下列情况：思想政治素质差；业务能力和工作能力弱，且责任心不强，工作作风方面存在严重不足；不能完成工作任务，或工作中发生严重失误，造成重大损失或社会影响恶劣；执行党风廉政建设各项规定和廉洁从业方面存在严重不足等。

对于教师聘期内年度考核不合格的，聘期结束后学校可不再续聘，或降低岗位等级、调整岗位聘用。对于不服从组织安排或者安排到新岗位后年度考核仍不合格的，学校可按规定程序解除聘用合同。对教师资格定期注册不合格或逾期不注册的人员，不得再从事教学工作岗位。

此次丰台区探索建立的教师退出机制是北京市首个正式公开的中小学教师退出机制，这是对此前一系列文件精神的丰富和具体化。

2022年印发的《北京市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实施方案》，提出建立中小学教师退出机制，规定“对严重违反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的，依法依规依程序撤销教师资格、清理退出教师队伍”。其依据的“十项准则”，是指教育部2018年印发的教师 〔2018〕16号文件中的内容，包括坚定政治方向、规范从教行为等。

在2019年由北京市教委等部门发布的《指导意见》中，与“建立教师退出机制”一同提出的、关于教师考核的内容表述为：“以岗位职责为依据，以思想政治、师德、能力、业绩、贡献为核心，制定不同工作岗位的分类考核指标和考核办法，建立完善学校、教师、学生、家长和社会多方参与的教师考核评价机制。”

多地对教师退出机制进行探索

在全国范围，尝试打破教师“铁饭碗”，北京丰台并非首例。

近年来，全国多地陆续对教师退出机制进行过不同程度的探索，除上述的宁夏、贵州贵阳以外，还包括广东、浙江宁波、山东平阴、湖南怀化市中方县等。而各地探索教师退出机制的方法和目的也不尽相同。

宁夏从2011年起建立教师退出机制，其目的在于腾出编制补充新鲜血液。根据相关办法，对年龄偏大、长期有病且不适应教育教学要求的教师，由相关部门做好分流工作；对3年内工作年限满30年，或距退休年龄不足5年且工作年限满20年的可申请提前退休。

2023年2月，贵州省贵阳市宣布加入探索教师退出机制，其目的则是“向教育系统存在的‘庸懒散软浮推’行为宣战”，“增强干部教师履职担当的责任感和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紧迫感”。其具体内容包括，建立综合考核体系，实行末位退出机制。强化教师绩效考核、年度考核、师德师风考核、全省教师专业能力素养测试等结果运用，通过“行政部门统筹、校内末位参加”的方式，对教师在综合考核中排名末位的，实行“首次取消目标绩效、再次调离转岗、三次落聘退出”。

这类探索的实施效果究竟如何？以前述探索时长超过10年的宁夏为例，当地人事部门的负责人曾向媒体透露，“3年的时间里累计提前退休了6200名教师”。另据公开数据，截至2019年的近10年间，宁夏累计补充教师2.5万余名，占中小学专任教师总数的37%，教师队伍平均年龄比10年前降低了4岁多。这被视作是其探索的积极面。

如何科学落实考核标准

各地每次“官宣”探索教师退出机制都会伴随一番热议。

“90后”教师李月所在的城市目前还未实行教师退出机制，她与《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讨论这一问题时表示：“以前也听说过这种说法，总觉得不会实行，没想过教师退出机制有一天会真的（大范围）实行。”

在李月看来，教书育人是一种“良心活儿”，“对于认真的老师来说，有没有退出机制都不会影响工作的责任心”。当前虽然没有硬性的考核，但学校会依据学生成绩等指标对同一学科组的教师进行排名，“虽然没有实质性的奖励，但谁也不想排在后面，越是排名靠后的老师越是想努力追赶”。

李月认为，是否实行教师退出机制对她来说并不重要。“现在老师这个行业太累了，各种培训、会议、活动等，格外考验精力”。对于李月这样的年轻老师而言，勉强可以顶住各类教学任务之外的工作，“我能拿出更多的精力给孩子们”，“对于那些（精力不济的）老教师，也的确是没有更好的办法”。

林曦是西南省份的一名乡村教师，她所在的地区有城市已在实行教师退出机制，这让她也感受到了压力。林曦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现在学校对教师的考核主要是看教学成绩和平常表现，大家都认真工作，一般还可以。考核不佳的教师会被扣工资，考核优秀的会被奖励。”

林曦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表示，当地由于经济水平落后、义务教育意识淡薄等原因，学生辍学问题较为突出，控辍劝返一直是教师在教学以外的一项重要工作。但矛盾的是，徘徊在辍学边缘的学生往往成绩不佳，这就导致以成绩、升学率等教学指标为目标的考核一定程度上与控辍保学的工作目标相冲突。

“老师必须要尽职尽责，但学生的成绩也不是老师一个人能决定的。”林曦说。

从对一线教师的采访情况来看，比起“该不该打破‘铁饭碗’”，大多数教师更关注的是“如何打破‘铁饭碗’”，即教师退出机制中的考核维度和标准问题。

究竟该如何更科学规范地落实考核标准？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目前教师退出机制最大的难点就在于如何评价，评价标准本身存在一些问题。

储朝晖认为：“现在对教师的评价缺少相对独立的评价体系；对教师评价的标准容易受考试分数影响，但是影响一个学生考试分数的因素很多，不能全都记在老师身上；整体而言，对教师的评价过去看职称职级，就使得一些老师为了职称职级忽视了教育应该做的工作。这些因素都决定着现在要对教师实行退出（机制）会存在比较大的困难。”

储朝晖进一步分析，各地探索建立教师退出机制属于客观需求，亦是完善教师管理体制的内容之一。“退出机制要把概念界定清楚，可能在很多地方‘退出’是意味着退出教师编制，这一点难度较大。在当下，一些教师评上相应职称后，倦怠的情况确实存在，不适合再在岗位工作。但一定要把好评价关，评价这关没把好会对教育产生很多不利影响。”

（文中李月、林曦为化名）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