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100名“村长”在一起上课,他们聊什么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郭霁瑶|四川眉山报道

“火车跑得快得靠火车头,而村支书、村委会主任就是农村的火车头。”近日,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在中国农业银行、新希望集团等主办的第三届乡村振兴“村长班”开班仪式上说。

这是本届“村长班”的第一堂课。此时刘永好面对的,是台下来自22个省份的100余位村支书、村委会主任、乡村发展带头人组成的学员。学员年龄覆盖23~60岁,他们中既有“95后”大学生村官,也有扎根农村几十年的老支书;有来自新疆、甘肃的乡村带头人,也有来自江浙沪等具有先进发展经验的村干部。

“光靠勤劳致富不了,连脱贫都不行,需要政策支持。”

“特色农产品同质化太严重,如何做出真正的特色农产品?”

“我们的问题就是发展太早,工业化过程导致村子的污染问题严重。”

……

7天时间,操着天南地北口音的100名村干部,从上课听讲、实地调研,到晚自习讨论、小组作业,在四川眉山脱产学习,沉浸式当起了学生。跟随他们的脚步,《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也来到眉山,和学员们一起上了几天课。看看“村长”们具体都聊了啥,他们又有什么收获?

学员向刘永好提问

“村干部遇到的困难有时候比县委书记还多”

开班仪式结束后的午休时间,眉山党校招待所并没有像往日一样安静,而是传来了一阵阵谈笑声。

“那边在开‘课后研讨会’呢,要不要去看看?”一位带教老师对记者说。

记者走进了一间客房,小小的双人间里挤进了七八个村干部,大家用各色方言聊着天,谈论着各自的村子。

“我们常说,村干部遇到的困难有时候比县委书记还多。”进门时,记者刚好听到了这句玩笑话。旁边一位村干部听完后哈哈大笑,点头附和道:“是啊,比我早些年在外面当‘包工头’难多了。”

这些话虽然有夸张的成分,但也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乡村工作的不易。

四川蒲江学员余成荣,当过多年的村支书。2017年退休后,在村里组织村民做起了乡村文旅方面的合作社。他告诉记者,自己第一次搞集体经济的时候,遇到了很多困难。比如老百姓各自需求不同,同时还要协调各种具体的矛盾。

“而且在乡村,习俗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如果习俗阻碍了一些工作的推进,要去改变这些习俗是挺困难的事情。”旁边一位村支书补充道。

人情世故的复杂从来就是乡村社会亘古不变的问题。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就曾写道,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是一种所谓的“差序格局”,是一个“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这一点,也在村干部们的聊天中不断被证实。

一位来自成都周边乡村的村干部向记者透露,早些年村里准备发展乡村文旅,第一步是做风貌改造。当时村委会与专业设计师团队谈好了合作,设计图纸都有了,但遇到的首要问题就是很多村民不配合。“大家就会想,我为什么要把房子改成那样,以前住得习惯没觉得有什么不好。还有的人会认为,风貌改造是村委会要干的事,和自己无关,不愿意配合。所以那阵子,我们召集了不少年轻村干部去村民家里,帮忙打扫院子,还给他们洗碗。”

除了需要为老百姓考虑各方利益矛盾的协调,有村干部表示,村里开展项目涉及很多上游环节,其中不免存在很多需要协调的地方。一位来自粮油产区的村支书告诉记者:“我现在想做的就是向上争取产业扶持基金,通过村办企业,用企业化思维来发展乡村产业。但问题就是头上有‘紧箍咒’,审批的流程涉及很多部门和利益环节,村能够自主发挥的空间有限。”

复杂的乡村,落后和发达地区都有烦恼

“我们那地方穷啊!来这里我就是想看看别人是怎么做的,有没有经验我可以带回去。”

“我们村是北京顺义那边的,条件不错,是全国文明村,来这就是想多和大家交流学习!”

在与学员们的交流过程中,记者发现,许多人都是抱着取经的想法报名,但是各地的乡村情况差异巨大,很难找到通用的发展模式去套。

一位连续跟了两届“村长班”活动的新希望工作人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这两年直播电商很火,很多村干部也想复制一些“电商村”的做法。但背后的一整套模式,从供应链建立、直播培训到吸引流量,都需要专业的方法指导,且每个地方的具体情况不一样,有的村子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还是没能复制成功之路。

为了分享成功经验,本届“村长班”除了课堂教学,也组织学员去一些明星村实地考察。第一站位于眉山太和镇的永丰村,经过多年发展,这里已成为“茂林修竹、美田弥望、水清稻香、白墙黛瓦”的乡村振兴典范。

来自新疆的王令达是本届“村长班”年龄最小的学员,今年23岁的他已经当了两年的村支书。这次来到永丰村,看到当地通过发展特色农产品实现产业振兴,王令达的感触特别深。“我们那也有特色农产品,比如红枣、核桃。但问题就是新疆很大、农产品丰富,可大部分地区种的东西都一样,大家都是红枣、核桃,你有我也有,同质化严重。我们的红枣好吗?当然好,但别人的也好。怎样才能真正做到差异化,做出真正的特色农产品,是我最想了解的问题。”

他告诉记者,课后不同地区的学员经常一起聊天,大家最关注的问题就是如何实现从0到1的发展过程。“具体来说,就是怎么从刚开始什么都没有,做到现在这么好,大家都很想听中间过程的分享。有钱有资源的村子毕竟是少数,基础条件比较次的是大多数。”

“永丰村建得是好,但本身这里离成都近,自然资源也好,还有政策支持,条件和咱们就不一样。我们那里是丘陵地带,没有漂亮的山,资源也很贫瘠,一条河有时候还会干涸,搞旅游也没有什么故事可讲,人员流失也很严重。”一位村支书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道,“所以我现在想能不能向上申请到一些扶持资金。”

经济发达地区也有自己的烦恼。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胡埭镇马鞍村党总支书记陈炜告诉记者,他所在的村子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土地问题。“我们村工业化发展起步较早,许多土地资源已经被规划为工业用地,当下要发展乡村旅游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土地资源不够。永丰村有一望无际的田野,但在我们那里很多土地已经被开发了。所以现在我们村就是把碎片化的土地整理出来,再统一规划使用。”

学员们正在小组讨论

“村长”谈数字化:既要“锦上添花”,又要“雪中送炭”

本届“村长班”,数字化助推乡村振兴成为一大重点内容。课堂上,来自腾讯研究院的专家介绍了AI在农业种植方面的应用、数字化对于农业产业链的重塑和腾讯开发等前沿内容。

“今天讲的数字化乡村治理平台我们已经在使用了,现在也准备引进AI技术指导农业生产。”陈炜向记者展示了他们最近准备引进的一个平台,通过该平台,可以实时追踪土地情况,并实时更新大气压力、光照度、风速等影响农业生产的数据。

也有相对偏远地区的学员分享了数字化技术运用的案例。新疆喀什的一位村干部介绍,近年来喀什在政府和援助企业的帮助下,进行了大量信息化建设工作。比如通过无土栽培、安装智能环境控制和智能水肥控制设备等手段,对当地传统种植大棚进行数字化改造。这些技术可以对大棚的温度、湿度等进行实时控制,大大提升效率。

课堂上,腾讯研究院方面介绍了其针对四川开发的数字化乡村治理工具——“川善治”。据悉,目前这种乡村数字化治理工具覆盖率正逐渐提升。根据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牵头编制的《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2022年)》显示,截至2022年底,全国六类涉农政务服务事项综合在线办事率达68.2%,利用信息化手段开展服务的村级综合服务站点增至48.3万个,行政村覆盖率达到86.0%。

也有村支书提出了目前乡村数字化治理工具存在的局限性。四川广安竹林村村支书文林向记者坦言:“村里老人小孩比较多,很多人不会用这个平台,我们只能在微信群里给在外务工的年轻人进行推广。但这又存在一个问题,平台实行的是积分制,环境卫生文明等都要算分,需要用户每天登录平台进行申报。但是在外务工的年轻人一没时间,二也不了解村里的情况。所以我们为了计算积分,还得线下去村民家里调查情况。”

一位来自四川资阳安岳县的村支书也遇到了类似的麻烦。“数字化的确可以为乡村建设提质增效。但从目前来看,大部分还是适用于比较成熟的村庄以及示范区建设的村庄,起到的是锦上添花的作用。我们这些普通村庄,缺少数字化建设的人才和产业基础,甚至人口统计只能靠村支书上门或者打电话。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利用数字化来建设这种相对落后的乡村,让数字化不仅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是我很关注的问题。”他说。

“村长”谈文旅:数字赋能、文旅兴村

千差万别的经济状况,造成了各地乡村在数字化发展的不平衡,但差异化的地理环境与资源禀赋,也造就了各地乡村独特的文化传统与风气习俗。而这些都是乡村文旅的重要遗产,拥有宝贵的价值。

在为期7天的授课中,中国农业大学文科资深讲席教授、国家乡村振兴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李小云关于发展乡村文旅的实践案例分享成为重磅课程。在课堂交流环节,学员们纷纷邀请李小云教授到自己的村子里,为乡村发展开出“药方”。

面对热情的村干部们,李小云说:“任何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优势,不能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复制。不要迷信专家学者,村子的命运掌握在你们手里。”

在几天的学习过程中,许多村干部都在思索如何挖掘本土资源,讲好故事,发展乡村旅游。

陈炜告诉记者,他所在的马鞍村引进了一个农业旅游项目,主要面向村落附近的城市家庭。“考虑到现在很多城市消费者对于绿色无公害食品的需求,我们将村里的土地面向城市消费者租赁出去。城市家庭每周末可以带着小朋友在租赁的土地进行栽种,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会增加农耕文化的教育。工作日的话,当地农民可以像外卖员接单一样,来接单管理这些土地。”他告诉记者,这种城市与农村的互动模式利用了闲置土地,给农民带来增收,在江浙沪地区已经比较成熟。

一些地区则是空有优质资源但却苦于无人知晓。“大家都知道眉山是苏轼故里,但你们知道苏轼葬在哪里吗?”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河南平顶山市郏县苏坟寺村“云村长”刘楠在这7天里,经常问身边的学员和导师这个问题,但无一人给出正确答案。苏坟寺村是大文学家苏轼、苏辙兄弟及其近百位后人的安葬地,但却并不为世人广泛知晓,空有一个文化大IP,没有带动起当地文旅经济的发展。

“去年的一天,我在走访农户的时候,发现一个屋子里有1000多本被老鼠啃噬的书。这是我们当地东坡小学的老校长,自费3万块钱,收集的各个年代拜谒苏东坡墓的名人们的事迹,以及当地村民们守护苏东坡的民间传奇故事。但大部分的书没有卖出去,我很难过。”刘楠分享道。

苏坟寺村的现状,“隐居乡里”创始人陈长春给出了建议:“很多年轻人对于苏东坡的印象,不仅仅是诗歌,还有美食。所以我建议在营销方面,把美食放在前面。”具体来说,一是先满足本地人的消费诉求,以美食作为突破口,可以和眉山结成对子,吸引更多当地人尤其是年轻人,先把流量做起来;二是在营销上弱化坟墓概念,把它作为一个文化底蕴支撑。

新希望集团常务副总裁、首席运营官李建雄向村干部们建议:“我觉得乡村发展也要走‘专精特新’这条路。”他进一步解释,所谓“专”就是每个村都要走自己专有的赛道,专业专注地做好适合自己村的事业;“精”是指整个村的建设要进行精细化的运营和管理;“特”就是打“特色牌”,能够做出自己的特色非常关键;“新”就是模式上进行创新,而模式创新,要不忘促进共同富裕这个初心。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23年第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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