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孙冰 | 北京报道

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

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关于知识产权尤其专利转化的法规政策正在密集出台，不断释放的政策信号表明：我们亟待打通专利等科技成果转化的堵点，解决科技创新的“最后一公里”难题，唤醒和激活“沉睡”的专利，让科技创新从象牙塔走向大市场，转化成真实生产力，更好地服务于产业发展和百姓生活。

知识产权一般包括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等内容，其中的专利权与科技创新密切相关。作为科技创新实力的重要指标，数据显示，我国专利的申请数量已经连续多年位列世界第一，但另一组数据也值得关注：2022年，我国有效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为36.7%，其中，高校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仅为3.9%。

我国已经成为一个知识产权大国，但还不是一个知识产权强国。尤其是在国家倡导让科技创新成为高质量发展重要推动力的大背景下，我们需要加快在知识产权强国建设上聚新力、开新局、谱新篇。

实际上，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关于知识产权尤其专利转化的法规政策正在密集出台：从《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的发布到《科学技术进步法》的修订，再到《专利转化运用专项行动方案（2023—2025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修正草案）》的通过……

不断释放的政策信号表明：我们亟待打通专利等科技成果转化的堵点，解决科技创新的“最后一公里”难题，唤醒和激活“沉睡”的专利，让科技创新从象牙塔走向大市场，转化成真实生产力，更好地服务于产业发展和百姓生活。

知识产权和专利相关政策密集出台

中央为何如此重视？

知识产权，尤其是专利转化领域，正在被一系列政策高光所照亮。

2021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从建设面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知识产权制度等六个方面，绘就了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

2021年10月，国务院印发《“十四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对于“十四五”期间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高效促进知识产权运用，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

2022年1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开始施行。其中，对于国家制定和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建立和完善知识产权制度，营造尊重知识产权的社会环境，保护知识产权，激励自主创新等，都给出了法律保障。

今年10月31日，国务院以“深入实施知识产权强国战略，有效支撑创新驱动发展”为主题，进行第四次专题学习，强调要全力做好新时代知识产权工作，加快建设知识产权强国，更好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

1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专利转化运用专项行动方案（2023—2025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修正草案）》。

尤其是前者明确提出，到2025年，推动一批高价值专利实现产业化。高校和科研机构专利产业化率明显提高，全国涉及专利的技术合同成交额达到8000亿元。一批主攻硬科技、掌握好专利的企业成长壮大，重点产业领域知识产权竞争优势加速形成，备案认定的专利密集型产品产值超万亿元。

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雨在11月8日举行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已经打出了一套知识产权领域的政策“组合拳”。

为何政策聚光灯会投向知识产权和专利领域，中央为何要打出密集的政策“组合拳”？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我们国家要推动高质量发展，就必须走创新驱动发展这条路子。因为国内国外的实践经验都已经告诉我们，高质量发展必须靠创新，创新上不去，还去走打工经济的老路，已经没有出路。而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于知识产权制度是这样定位的：加强知识产权法治保障，形成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也就是说，知识产权制度是激励和保障高水平科技创新的基础制度。”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韩秀成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韩秀成表示，驱动创新的就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特别是专利制度的保护，没有这个制度保护，不可能有高水平创新，高质量发展更是不可实现的。“如果我们理解了高质量发展、创新驱动和知识产权之间的关系，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党中央、国务院对知识产权制度，尤其是专利制度会如此高度重视，并且就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专门举行专题学习。”他说。

“卡脖子”敲响警钟？

保护VS创新，要拨动天平砝码了

“知识产权体系是科技创新的根本和底层逻辑，这个基本不去改变，创新就很难抓得动。这也是国家为什么会围绕知识产权，尤其是专利，密集出台一系列法规政策。”北极光创投合伙人宋高广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宋高广博士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之后有过医药企业从业经历，加入北极光后主要负责医疗健康赛道。而这个领域也是非常典型的专利密集型产业。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中国专利密集型产业统计监测报告（2022）》列出了我国的七大专利密集型产业，医药医疗是其中增长速度最快的，其2021年的增加值比上年增长了40.92%。

宋高广表示，行业特点决定了无论是在医药企业，还是进入创投领域，他都非常关注中国知识产权体系的变革。在他看来，不同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会采取不同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和保护范围。比如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为了保护创新能力还相对较弱的民族企业，一般会采取相对小的保护范围和相对宽松的保护力度，否则本国企业在面对外国公司的重重专利壁垒情况下，会很难发展起来。

但随着本国企业创新能力的不断增强，这时候就需要适度调整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和保护范围，否则一个企业的创新成果，很容易被绕过专利保护，被竞争对手所复制，就会阻碍和打击企业的创新积极性。

“因此，这就需要决策者根据现实情况和发展目标，以高度的智慧不断地去拨动天平的砝码，平衡好保护与创新的关系。”宋高广说。他的感受是2019年华为事件之后，国家越来越重视科技创新，采取各种措施来解决“卡脖子”问题，而国家对知识产权体系的完善和变革，也是从这个时间点开始频繁起来的。

“华为事件之后，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真切而彻底地意识到，我们必须要做自主创新，要做好科技成果转化，这就要求要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宋高广说。

宋高广以医药医疗领域为例，一直都有做创新药和仿制药两条路径，前者核心竞争力是研发创新能力，而后者则是销售资源能力。在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较小的情况下，拥有强大销售能力和临床以及政府资源的企业，可能会采取各种手段绕过创新企业的专利，利用更强的资源能力率先获得创新产品的商业价值，这显然是不利于创新的。

“如果能扩大专利的保护范围和保护力度，给创新企业一个时间窗口期去建立自己的销售团队和销售渠道，就能让创新者享受到更大的商业回报和获得专利授权费等收益，继续反哺企业进行进一步的科技创新，形成正向循环。”宋高广说。

而且，放到国家层面也有重要意义。“医药医疗作为重要的民生领域，对于一些民生所需的关键产品，我们是必须要做自主创新的。虽然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调整短期会给一些企业带来挑战，甚至会带来整个商业格局的变化，但长期来看，对行业高质量发展一定是有利的，也有利于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宋高广说。

宋高广透露，做创新药过去是10亿美金的研发投入起步，而现在平均是26亿美元。“本来做创新就比做仿制要难得多，风险很大，如果做创新还不如做仿制赚钱，那就不会有人去做创新，没有市场对创新是非常大的打击。”他说。

“一个国家创新能力越大，知识产权保护范围越大，但这是一个逐步变革的过程。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中国企业的创新实力虽然与美国仍有差距，但相比改革开放前早已不可同日而语，我们也已经到了要去再次拨动砝码的时机了。”宋高广说。

有人会担心加大知识产权尤其是专利的保护力度会打击中小企业，宋高广认为，对于那些没有创新能力的小企业，确实会生存空间越来越小，而对于那些有创新能力的中小企业，反而可以通过一个优秀的创新成果就实现非常好的商业回报，甚至撬动整个行业的变革发展。

“对比大企业，中小企业没有组织优势、品牌优势和规模优势，其核心特色本来就应该是创新优势，通过创新以小博大，打破固有商业格局，异军突起。”宋高广说。

高校专利大量“沉睡”

唤醒和激活高校专利为何关键？

虽然从2019年至今，我国的申请专利数量连续排名世界第一，但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2022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显示，2022年，我国有效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为36.7%，其中，高校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仅为3.9%，2021年仅为3.0%。这意味着，我国有大量的科技成果最终只能“沉睡”在象牙塔里。

韩秀成强调，在知识产权制度中，保护虽然是这个制度的生命所在，但只是一个手段，目的是更好地应用和创造更大价值和财富。因为只有创造出实际价值和市场回报才是有用的。近几年，国家投入的大量创新资源集中在高校和科研机构，但目前的情况是产学研链条还没有完全打通，知识产权特别是专利的转化利用还是目前比较突出的问题之一。

“我国大学和科研机构的专利数量比较多，像清华、浙大都是每年几千件；但国外哈佛、斯坦福等名校也就是每年两三百件或几十件，比较来看，国外更注重质量和市场价值，对知识产权保护核心要义的把握和运用更到位，我们在这方面还有很大差距。”韩秀成说。

对比来看，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曾出台《拜杜法案》等政策，推动美国大学科研成果转化，这直接使得美国高校的专利转化率从5%左右一度攀升到80%以上，之后有所回落，但也在50%左右。很多分析认为，《拜杜法案》是美国科技产业得以快速崛起的重要推动力之一。

当然，我国也一直在不断探索解决科研成果转化的体制机制问题。2022年1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正式实施，也有媒体将其重大意义和未来影响力与《拜杜法案》作类比。

修订后的科学技术进步法最鲜明的变化就是放权赋能，扩大科研机构自主权。比如明确了“探索赋予科学技术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者长期使用权制度”“鼓励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高等学校、企业等采取股权、期权、分红等方式激励科学技术人员”“科学技术人员符合条件可以从事兼职工作获得合法收入”……

而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专利转化运用专项行动方案（2023—2025年）》提出，要梳理盘活高校和科研机构存量专利，力争2025年底前实现高校和科研机构未转化有效专利全覆盖；强化高校、科研机构专利转化激励，探索高校和科研机构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管理新模式……

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有三难

宋高广认为，我国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不高，远低于企业，更低于欧美发达国家。在他看来，我国专利转化的堵点和难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我国的专利数量多，但相当一部分价值偏小，创新力度一般，而这是专利转化的基础。“对于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科研人员来说，更重要的评价指标是论文，专利更像是个副产品，而且相对于专利创新力，专利数量在大学的考核和评价体系中更为直观和可描述。”宋高广说。

二是低估了生产量化的难度，一个科研成果从实验室样品到实现量产，会面临非常多的障碍和困难，甚至有可能就是无法实现的。“从投资人的角度，专利的创新力度决定了转化的商业空间，生产量化决定了商业的可能性，两者都非常重要。”宋高广说。

三是转化成败和所能产生的价值除了由专利本身的创新性所决定，也会受到社会创新底色和商业环境的影响。

宋高广认为，将大学的科研成果转化释放出去是非常关键的，比如，硅谷就是伴随着斯坦福大学等高校的成长，这些大学的创新底色是非常浓的，从科研的一开始就会引入科技成果转化体系，让科研方向能够与经济产业发展的需求和方向紧密结合。

“1984年美国进行了知识产权体系改革，其实当时美国面临的问题跟我们今天是一模一样的，大家都做仿制，而不愿意去做创新。于是，美国把保护体系放大，逐步诞生了很多伟大的企业，包括科技互联网、生物制药企业等。科技创新也拉动美国经济实现了长达40年的繁荣。”宋高广说。

2020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对知识产权体系和专利转化的一系列“政策大礼包”陆续出台，作为一线投资人，宋高广说他能够非常明显地感受到变化，高校科研成果正在越来越多地走出象牙塔，奔向大市场，也有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和科研人员开始拥抱市场。

一位国内顶级科研机构的研究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更多的科研工作者并没有自己做转化的打算，因为很少人能同时具备科学家和企业家所需要的素质，而且大部分人也不愿意冒险。

“像我们做基础科研的人，一旦你开头去做产业转化的话，你很难再回来，如果你失败了，你再回来做基础科研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就几乎没有任何希望。”这位研究员说。

该研究员认为，让科研成果走出象牙塔更好的方式，是大学和研究机构建立专门的转化部门去与市场对接，来帮助研究员做转化，而不是研究员自己下场。

比如，他所在的研究所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算是非常热门的赛道——动力电池，从锂离子到钠离子，布局都很早。

“所里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开始尝试自己做科研成果专利转化，但几乎都失败了，有几家公司一度发展还不错，但现在基本都倒闭了。但我们有一位硕士生，后来出来创办了非常成功的企业。还有我们曾经在长三角一个地级市建立了一个研究中心，结果在当地孵化出很多家电池相关产业链的企业，还培养了很多人才。”他说。

科学家创业风大但浪小

专利走出象牙塔难在哪儿？

高校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从2021年的3.0%增长到2022年的3.9%，虽然绝对值仍然不高，但增速在加快。北京大学基因组编辑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魏文胜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他能够感受到近两年来，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正在发生着积极变化。但是，他仍然保持着科学家的谨慎乐观。

“国家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多举措鼓励专利转化，对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都是重大利好。因为很多创新技术和创新产品都是来自具有专利属性的发明和发现，国家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鼓励科技创新，鼓励专利转化，作为科研工作者，同时也是一名创业者，我非常兴奋，当然也期待在执行层面能够有更多政策配合到位，让政策能够真正春风化雨。”魏文胜说。

魏文胜北京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后在斯坦福大学完成博士后研究，师从美国科学院院士、基因工程技术奠基人之一的Stanley Cohen教授。魏文胜已经在Cell、Nature等顶级学术期刊发表多篇高影响力论文，并拥有多项发明专利，曾获得谈家桢生命科学创新奖等诸多荣誉。同时，他也参与创办了两家公司来转化团队的研究成果，一个是从事环状RNA技术在创新药物和创新疗法领域研究和应用的生物科技公司圆因生物，这家成立于2021年的公司已经完成超4.5亿元融资；另一个是从事基因编辑疗法开发的生物医药企业博雅辑因。

谈到为何要参与创办企业来进行科研成果转化，魏文胜表示，生物科技领域有个特点就是即使是做基础性研究，导向也都是面向实用的。一个技术如果不对接需求和市场，有可能只是空中楼阁，再多的专利也没有价值。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任何技术都是有时效性的，创新技术如果不能及时得到转化应用，往往就会时过境迁，失去价值。

“每一个做科学研究的人肯定都希望自己论文有实际价值和意义，希望自己的成果能够真正造福于人。”魏文胜说。但亲自参与专利转化的经历，也让他充分了解到了科研成果要从象牙塔走向大市场有多么的不容易。

走出校园之难：体制机制有待优化

第一难是走出校园。魏文胜认为，中国专利数量全球第一，转化率却很低，很大程度是因为很多专利的市场价值并不大。

“这背后的原因很难一言而尽。比如这跟国内对教授们的评价体系是挂钩的，会导致大家去追求数量而不是质量，但任何企业和投资机构都是需要真金白银去获得专利的，他们考虑的是市场价值，而不一定是成果论文是不是发在顶级刊物上。其实，专利的维护非常昂贵，国外的做法是尽可能控制专利的数量，但不断去补充专利的内容，让它更具有独家性和先进性。”魏文胜说。

据记者了解，大学教职员工在工作中所取得的专利，其所有权是属于任职单位的，是100%的国有属性。而大学会有专门部门来负责专利转化，通过一套相对标准的流程，由第三方估值再进行专利的授权或者交易。

一位中国顶级大学的专利转化部门负责人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你可能不相信，如果一个大学的专利转化大获成功，当初的负责人不是高兴，而是会特别紧张。因为他会害怕背上国有资产流失的罪名，害怕有人会提出他卖便宜而被追责。”

该负责人表示，中国高校专利管理部门的职责应该是推广专利技术和推动专利转化，但现实情况却是卖出好价钱是立功，卖便宜了是过错，负责人的心态只能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魏文胜也表示，这种情况是不利于专利转化的。“专利如果没有被用起来，就是一张废纸，唯一的价值只是教授CV上的一行字和学校总结里的一个数字。千里马没有遇到伯乐，就不是千里马了，谈何流失。而且要把纸上的技术兑现成现实可能性，企业和投资人未来还需要更大的投入，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不宜设置过高的门槛。”他说。

走向市场之难：相关人才待充实

第二难是走向市场。魏文胜表示，一个新的技术发明诞生之后，需要从技术、效率、安全性等诸多方面不断去优化。因此，任何一个产品或者疗法，很少是靠一个专利来支撑的。没有几十个上百个专利，都很难最终从实验室走出来惠及病人。

“最懂专利技术的是发明者本人，在转化的初期如果没有发明者参与，专利有可能难以实现价值。”魏文胜说。

据魏文胜介绍，目前专利发明者参与专利转化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可以停薪留职，全身心地自己做转化；二是将专利卖掉或者授权出去，至于怎么转化，由企业说了算，如果需要，发明人可以作为技术顾问；三是发明人参与转化，主要是把握技术方向，然后由投资人组局，聘请CEO和专业团队来运营公司。“目前来看，第一种成功率不高，并不是所有科学家都能够成为企业家；第二种是目前高校的主流情况，但成功率低，尤其是生物制药领域；第三种则更符合市场规律，成功率也相对高一些，但相关人才是比较缺乏的。”他说。

市场竞争之难：“先发劣势”待打破

第三难是市场竞争。魏文胜半开玩笑地说，中国创业者会遭遇一个“诡异的逻辑”，即“先发劣势”。

“中国的专利转化率低一个重要原因是很多专利属于fast follower，大家都愿意做跟得最快的人，而不是去捅窗户纸的人。更多地在别人的基础上添砖加瓦，结果就是大家‘卷’相对低门槛的东西。”魏文胜说。

而专利技术终于走入市场后，还会面临同样的“先发劣势”。“中国公司也更愿意做fast follower，希望相关产品已经有人在做了，等先行者把路走通了，再去快速跟上。而先发者因为没有经验可以借鉴，反而容易踩坑，但社会往往是以成败论英雄。”魏文胜说。

宋高广透露，自己曾与国内的十几所顶级大学和科研机构的产学研部门对接，希望“掘金”大学和科研机构的专利库，找到好项目。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过去高校的科研成果转化主要是以顶级教授和院士为核心的，‘龙头’科学家一般占股比例都非常高，但管理实验室和管理企业完全不一样，低估商业化的难度和价值导致这种模式的转化效率和成功率都不是很理想。”

这意味着，虽然媒体上“科学家创业潮”的标题激动人心，但仍处在风大浪小的状况，成功率并不理想。

韩秀成也认为，知识产权和专利转化的主要途径不是科学家亲自下场去创业做转化，这不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科学家就是科学家，当然也不否认有的科学家能成为企业家，但科学家的强项是搞科研，企业家是搞经营，各司其职才是人才利用的最好方法。

但宋高广依然对未来充满信心，因为他发现年轻一代的大学老师和科研工作者们，他们思维体系更加市场化，他们愿意让商业化团队的股权占大头。“这其实正在逐渐向硅谷模式靠拢。”他说。

对于同样有志于参与科研成果转化的人，魏文胜则表示：“我自己谈不上有什么成功经验，但愿意嘱咐两句：一是要有创新和冒险精神，过分求稳的心态可能不适合创业；二是要有平常心，如果不能接受失败和挫折，过程会过于痛苦。”

从专利大国到专利强国需多方努力

要真正解决科技创新的“最后一公里”难题，唤醒和激活“沉睡”的专利，让科技创新转化成真实生产力，主角是企业。

《专利转化运用专项行动方案（2023—2025年）》指出，到2025年，推动一批高价值专利实现产业化。高校和科研机构专利产业化率明显提高，全国涉及专利的技术合同成交额达到8000亿元。一批主攻硬科技、掌握好专利的企业成长壮大，重点产业领域知识产权竞争优势加速形成，备案认定的专利密集型产品产值超万亿元。

在专利转化方面，华为算得上最具代表性的“尝到甜头”的中国公司之一，这不仅是因为华为是截至目前累计获得中国授权专利最多的企业，更值得关注的是华为获得的专利收入已经能够覆盖和超过其专利成本。

“高科技企业自主创新，必须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企业之间相互分享高价值专利技术，相互缴纳专利费，既能促进技术转化运用，又能激励创新。历史上华为为了使用西方公司技术，交了很多专利费，现在我们也开始收一些专利费，这也标志着华为的研发能力逐渐取得了领先地位。”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副总裁、知识产权部部长樊志勇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从2021年起，华为所获得的专利收入超过了其支付给其他公司的专利费用，这对于像华为这样产品和服务体量如此之大的公司，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我们自己还是比较骄傲的。”樊志勇说。

据华为披露的数据，截至2022年12月31日，华为全球共持有有效授权专利超12万件，且90%以上为发明专利。2019年至2021年，华为年平均专利许可收入约为4亿美元，2022年猛增了40%达到了5.6亿美元。4年间，华为累计专利授权收入为17.6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26亿元）。

不过，华为与高通、爱立信、诺基亚等全球通信行业巨头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第三方数据显示，2019—2022财年，高通的知识产权总收入约为250亿美元，诺基亚约为66亿美元，爱立信约为37亿美元。“华为产品与服务的销售额是这些西方友商的很多倍，他们的技术很多通过第三方实施，而华为目前主要是用于自己的产品。”樊志勇介绍。

提到从中央到地方不断释放出的保护知识产权和鼓励专利转化的政策信号，樊志勇表示非常激动，也坚定了进一步投入的信心。“以技术创新引领发展，华为和政策所指引的方向是完全一致的。华为近几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压，很多业务都受到重挫，而我们之所以还能活下来，除了国家、客户和消费者的信任，靠的就是这么多年持续不断大规模研发投入，让技术转化为实力。”他说。

但是，樊志勇特别强调，华为身上光环只是中国ICT产业链崛起的一个缩影而已。华为的生存发展得益于产业链乃至整个国家对科技创新的共同投入和共同进步。

“任何一家公司都不可能完全依靠自身的技术存活下来，此次国家密集出台政策保护知识产权、鼓励专利转化，势必会带动更多企业加大技术投入，积极进行自主创新，华为会继续努力，也将因此受益。”他说。

当然，要想实现从专利大国到专利强国，最终建设知识产权强国，仍需要多方的共同努力。

保护知识产权，

中国的优势在哪里？

从政策端来看，樊志勇认为，长期来看，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保持相对平衡比较好。一方面，如果过度保护，会导致获得技术的成本过高，可能会对基于现有技术的再创新造成压力，甚至是阻碍技术应用。

“比如物联网技术，相对低廉的许可费和终端产品价格可以促进物联网技术的海量应用，让其能够更快地应用到千行百业。华为带头公布了基于终端价格比例的许可费率，降低了低价终端产品的许可费，这样才能加速新技术的普及，让更多的企业利用物联网技术进行新的创新，催生新的商业模式。”樊志勇说。

另一方面，樊志勇认为，必须有能够有效保护知识产权和高效解决知识产权争议的机制。如果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不足，创新者没有收益，就会没有人愿意去做创新。而对于企业来说，一旦发生知识产权争议或者遭遇侵权，维权是需要大量时间、人力、财力成本的，大企业都会疲于应付，中小企业更是根本没有足够的资源和能力去维权，很可能就是灭顶之灾。

“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其实中国是有优势的。国外的知识产权侵权和纠纷主要依靠法律途径解决，但毕竟法院的资源无论在哪个国家都是非常有限的，诉讼是非常繁琐、耗时和高成本的。如果知识产权保护全部靠诉讼，很多事情就耽误了。”樊志勇说。

樊志勇表示，我国在司法途径之外还有行政途径。“从国家知识产权局到各省市的知识产权管理部门都能够通过行政执法和行政调解的方式来解决争端，让企业之间的知识产权不用走到法院。华为和小米的专利许可就是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调解程序达成的，帮助双方在较短时间内就达成了相互交叉许可。一些省市还有地方性法规政策，如北京和深圳的知识产权保护条例还提供了行政执法立案前调解的机制，为企业提供多快好省方式解决争议。”他说。

企业需要政府和资本做什么？

此外，樊志勇也提出了对技术和专利实施转化相关的发明人奖酬制度的期望。“企业是技术实施的主体。我们希望国家把员工奖酬的决定权留给企业，而不要‘统一划线’。每个成功的企业家都有自己吸引人才、团结队伍的秘诀。政府只要提供合理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而让企业以市场化的方式竞争获取人才、开展研发和技术实施与交易活动，完全可以达到鼓励技术创新和转化的效果。‘帮’企业制定员工奖酬办法可能反而把企业家和自己的员工放在了对立面，制造不必要的企业内部争议，影响企业开展创新和专利技术转化应用的动力。”他表示。

魏文胜也认为，所有创新都要担风险，企业愿意承担风险去努力做创新是不够的，还需要全社会都形成鼓励创新的制度环境和商业环境。

魏文胜以自己所在生物制药领域为例，“我们有越来越多的领先创新技术，如果监管部门一味要求有国外批准的先例，这会人为地让竞争对手跑在我们前面。”他说。

此外，多位有志于参与成果转化的大学教授和研究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想创业最大障碍就是资金问题。“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资金只愿意锦上添花，很少雪中送炭。一些政府主导的投资资金，本来也被寄予巨大期待，但情况也是一样，也是更愿意送花。除非是院士牵头项目，否则很难融到钱，可院士的项目一般也不缺钱。所以，大部分专利转化项目主要的融资渠道只能是市场化的投资基金，但这几年都是资本寒冬，融资非常难。”一位大学教授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23年第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