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关浣非

社会经济活动总是要在具有一定确定性或不确定性的环境内进行，并不可避免要受到二者的影响。确定性，是指事物具有极大概率发生某个特点的结果，事物一旦形成趋向某一方向或目标的态势，既有现状只能被裹入这种态势或配合这种态势，而很难做出其他改变。不确定性，是指事物发展具有多个可能结果，指的是存在于各种系统中的不可预测、不可控的风险和波动性，这些风险和波动性可能源自外部环境，也可能来自内部系统。一些系统对这些风险和波动性可能会表现出脆弱性，即在面对压力和波动时很容易崩溃或失败。从一定专业角度讲，不确定性就意味着风险，不确定性的因素越多，就意味着社会环境越不稳定，消除不确定性就等于消除风险。

事物发展总是要受到各种内外因素的影响，从这一意义上说，事物发展的结果并不存在天然的确定性，常常要被外部的确定性或不确定性所左右。不确定性不可能给事物结果带来确定性，能使事物按照预期目标发展的只能是这种发展所需的各种确定性。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基础和动力就是确定性，确定性越高，市场主体参与经济活动的积极性会越高；确定性越低，市场主体参与经济活动的积极性就会越低，甚至会逃离市场。

经济活动最忌讳的是不确定性

要强调确定性对发展经济的重要作用，首先是因为各类经济活动最忌讳的是不确定性。

第一,对各类社会主体而言，不确定性对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经济活动和投资环境方面。无论是源于制度的、政策的、市场的还是外部的社会不确定性增加,都毫不例外地会抑制投资活动和消费活动，影响到整体要素投放，当社会不稳定性加剧时,人们的投资信心和消费信心都会大打折扣，因此必然导致社会总需求下降,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不确定性会加剧各种潜在风险的爆发。经济活动水平下降的一个副产品必然是整个社会债务链条的延长及债务水平的上升，甚至引发流动性危机，导致经济活动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并进一步加剧经济活动的不稳定性。

第三,不确定性还会影响金融市场的稳定性。不言而喻，金融市场从来都是因为确定性而发展并蓬勃向上，因为不确定性而动荡或沉寂；任何不确定性都可能导致金融市场出现剧烈波动，如股票市场、汇率市场和商品市场等。而投资者对市场未来的不确定预期则会进一步加剧市场的不稳定性,甚至引发金融危机。

第四，内部的不确定性常会引发外部的广泛不确定性。从全球范围来说，任何一个经济主体都不会愿意和一个内部存在诸多不确定性的经济主体打交道，无论是投资，还是贸易，或是其他。

从社会个体角度讲，任何主体都希望社会能提供有利于自身行为目标的确定性，而尽量摒除不利于自身的不确定性。然而对具体个体而言，无论是确定性还是不确定性，有些都不是通过自身努力能改变的。不确定性可能源于内部，也可能源于外部，而确定性一定源于内部的系统努力，源于对内外不确定性的防范和化解。要看到，没有确定性支持的经济活动，一定是死气沉沉的、难以为继的。所以，克服不确定性、创造确定性，就应是全社会共同努力的方向和目标。

积极创造确定性

从经济的发展现状和存在的内外挑战上看，应积极创造条件增加以下一些方面的确定性：

（一）增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致力实现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的舆论导向确定性。舆论导向对社会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欲发展经济，必须旗帜鲜明地清晰舆论导向，当前及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必须始终在舆论上明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高质量发展为首要任务；必须坚持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根本原则，坚持继续融入现代经济体系的开放原则。

（二）增加政府为经济发展提供健康、稳定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的确定性。于政府而言，其最大的职责应是为经济活动提供确定性；这种确定性既包括外部环境改善的，又包括内部制度的、舆论的、市场的。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日前指出，近年来在经济治理当中确实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或者偏差，比如某些领域治理存在着“单打一”“一刀切”，单一目标绝对化、极致化、急躁冒进、顾此失彼、层层加码、合成谬误，以及长期目标短期化、系统目标碎片化、持久战打成突击战等。

这无疑应成为未来改善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需致力克服和避免的方面。就当前的政策选择及实施具体问题而论，一要增加相机并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确定性，在货币政策受外部融资成本上升、贸易出口受抑、供应链重组等不利因素掣肘而难有大的腾挪空间的情况下，财政政策需靠前发力、高位发力。二要注意增加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减少因为政府政策制定及行政行为所带来的不确定性。

（三）增加进一步强化约束市场主体履行契约责任的确定性，包括金融机构兑现支付的责任、房地产开发商保证产品交付的责任、各种服务供应商保证兑现服务承诺的责任，同时还包括政府本身切实兑现公共服务承诺及公平采购并及时履行支付的责任。

（四）增加以硬约束为根本的致力改善信用环境、降低债务管控成本的确定性。因疫情冲击及内外环境的改变，相当的企业、地方政府平台及一些金融机构都面对着大过以往的债务压力或支付压力。这些正处于变化中的风险处置，既关系企业生产经营的兴衰，又事关经济能否持续回升，故必须从防止爆发系统性风险角度着眼，及时从源头介入，对症下药化解有关风险，政府和国企尤其不能成为风险的燃点和导火索。

（五）增加并强化制止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的反垄断执法确定性。政府及国企招标采购过程中要彻底摒除所有制歧视，必须真正体现公平、透明、效率原则，成为执行“两个毫不动摇”原则的表率。

（六）增加激励自身技术创新及引进先进技术的确定性。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的遏制是以贸易、供应链、技术等不同层次展开的，所以，为了实现高质量增长这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首要任务，必须动员一切可能的力量在关键的技术创新领域实现突破，这既应包括中国内部的，也应包括中国外部的；这既应包括自己努力创新的，也应包括突破封锁而引进的。

（七）增加资本投放的确定性。资本在推动经济增长中永远处于主导地位，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还不能说自己已是一个资本充裕的国家，甚至是一个不需要外资的国家。因当代资本活动所具有的与技术、标准相联系的特点所决定，中国仍需对外部资本投入做出应有的姿态和积极的准备，持续敞开对外开放的大门，尤其对带入先进理念、技术的资本要大开绿灯。在利用直接融资方面，要尤其注意从解决信心问题入手，增加推动市场向上的确定性，真正发挥包括香港资本市场在内的直接融资市场功能。

（八）增加避免和减少因他方制度调整而对中国产品生产和出口造成冲击的确定性。中国20%左右的生产和服务是为满足外部需求而投入形成的，这部分产出并不容易在国内消化及完成交易，客观上要求必须持续维持相当的国外市场容量。所以，需从政府和企业两方面各有侧重地共同努力，避免和减少因他方进口制度调整而对中国产品和服务出口所造成的损害，致力维持国外市场容量，为持续开放奠定基础条件。

（九）增加自身社会提升应对、化解各种不确定性冲击韧性的确定性。不确定性会是一种始终存在的客观现实，故整个社会也必须致力建立和持续优化识别、抵御、化解各种不确定性的制度体系和市场体系。面对不确定性，不同系统会有不同表现，有的会展现出固有的脆弱性，有的系统则会表现出反脆弱性，即在面对同样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时，系统能够适应、成长和生成更强的增长能力。这取决于一个民族价值观的宽广根基、开放意识和敢于超越的创新能力。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23年第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