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革命的密码到底是什么

文|陈九霖

英国学者李约瑟曾对中国古代辉煌的科技水平表达了深深仰慕,同时提出一个疑问:中国古代对人类发展做出了如此多的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却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之谜”。文一教授的《科学革命的密码——枪炮、战争与西方崛起之谜》(以下简称《密码》)便是对这个问题的全新回答。

《密码》 的新视角

不得不说,《密码》是一本独特的磅礴巨著。作者从一个特别的视角、以一个全新的思路,提出了一个新颖观点。

针对科学革命为何发生在欧洲而非中国这个“李约瑟之问(李约瑟之谜)”,文一教授认为,不是因为中国缺乏民主自由、理性思维,而是因为长期处于和平富足的大一统环境,缺乏参与国际军备竞赛和商业竞争的意志以及“困而知之”的压力。

《密码》总体逻辑可分解成4个层面:

1.欧洲近代科学革命源于欧洲各国战争造成的需求;

2.战争需求促进了商业发展,形成战争—商业之间彼此需求与循环、相互促进的格局;

3.国家支持,即所谓“国家竞争体系”;

4.缘于中国的火药、火炮输入。

文一教授认为,社会需求才是推动科学革命和技术变革的最大动力。作者从枪炮、战争的角度,推导出西方崛起的“真实”原因是:“高频率、高烈度和基于火药与枪炮的新型热兵器战争,将欧洲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成百上千个闭关自守、愚昧落后的封建城邦国家,锤炼成了二三十个强悍的、中央集权、奉行军事重商主义发展战略的统一民族国家和海上强权。不是流行历史观所说的西方法治、理性、正义,东方专制、迷信;也不是流行历史观强调的‘英国大宪章运动’和‘英国光荣革命’所引起的。”文一先生还说,所谓西方是靠“民主、自由、法治”崛起的理论,不过是一个被西方种族主义的“集体潜意识”所包装和炮制出来的巨大神话。

疑窦与迷思

读过文一教授的著作之后,我茅塞顿开,同时,也疑窦丛生、迷思满脑。我提出了这样一些问题:

首先,如果说战争和枪炮是科学革命的密码,为什么中国在蒙古帝国时期没有爆发科学革命,也没有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

蒙古帝国时期,中国是人类历史上版图最大的国家,其疆域远超罗马帝国、大英帝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从圣武皇帝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在50多年的时间里,以总数不到40万人的军队,先后灭亡了40多个国家,征服了720多个民族,所消灭的各国军队数超过千万人,所征服的各民族人口数目达6亿人,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版图最大的国家——蒙古帝国。其稳定时期版图面积超过3500万平方千米,版图最大时期面积超过4500万平方千米。相比之下,现在整个亚洲的陆地面积(包括所有岛屿)也不过4400万平方千米。可是,战争中已经使用“枪”和“铳”以及火药的蒙古帝国,为什么没有爆发“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按照文一教授的观点,即枪炮、战争是西方崛起的“密码”,那么,为什么这个“密码”却在使用热兵器的蒙古帝国失灵?

第二个事例是,相比于蒙古帝国的能征好战,公元10至13世纪的并非好战的“两宋时期”,却是全世界公认的中国科技史的黄金时代。

有人用两个数字来说明宋朝的科技成就,即:一个科学巨人,三大改变世界的发明。一个科学巨人就是天文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沈括;三大改变世界的发明就是活字印刷术、指南针的发明与应用、火药配方的改进和完善。

在沈括的《梦溪笔谈》中,他不仅试验、研究了4种指南针的装置方法,还发现了地偏磁角的存在。他是世界上第一位发现地偏磁角存在的学者,比欧洲人哥伦布发现这一现象早了整整400多年。至于三大发明对整个人类的贡献,引用马克思的话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和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宋代的科学成就遍及科技领域的各个分支,从天文、数学、物理、化学、地学、生物、医药、农学等学科,到机械、造船、航海、印刷、陶瓷、建筑、纺织、冶金等技术工程,无不有着举世瞩目的成就;在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各个领域都留下了前无古人的纪录。

我认为,“两宋时期”科技发达的原因是:国家的安定、民族的融合、国际的交往、经济的发展、文化的兴盛,而并非“枪炮、战争”。两宋时期的科技成就,也不是“国家竞争体系下长期军备竞赛的产物”,以及“国家赞助、科学家团体与军备竞赛”那些所谓欧洲科学革命“密码”的结晶。

一家之言

我赞赏这本书的核心论点,即:社会需求才是推动科学革命和技术变革的最大动力。但不认同文一教授把“枪炮、战争与西方崛起”画成等式,乃至得出结论这就是科学革命的“密码”;也不一定认可其所说的那种“社会需求”仅仅是“把数学应用于军事和枪炮工业、应用于描述炮弹轨迹的社会需求”。社会需求除了其所言军事与炮弹需求之外,还应该有社会对物质生活和财富的极大需求等。

当文一教授提到“最大动力”,千万不要理解为“唯一动力”。而较长时期所流行的历史观所说的民主、法治、理性、正义、和平、稳定、开放、交融等,也都是科学革命的重要条件,同样是推动科学革命和技术变革的动力。我认为,企业家精神是科学革命最不可缺少和最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文一教授所言“战争—商业”循环加速器,二者相互支撑就是明证。总之,一时一事的发展、一个时代的变迁,决不是单一因素的影响,而是各种综合因素在一个特定时段、特殊条件下合力影响的结果。

我个人不成熟的思考是,和平孕育科学;战争诞生思想。拉长时间轴来看,欧洲17—18世纪(战争时期、科学革命时期)所创出的科技成果是非常有限的,远远赶不上和平时期所创出的科技成果,这是不争的事实!而从思想创造的角度来看,我们的春秋战国时代成就了很多伟人思想家及其作品;中东亚述埃及战争时代成就了两大宗教文明,即是“战争诞生思想”的有力证明。文一教授在书中讲:“其实,中国历史上战争最频繁的春秋战国时期,恰好也是中国历史上科技飞速进步的时期。”但是,这一时期中国的科技进步远远赶不上相对稳定与和平的“两宋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科技创新成果。

最后,引用文一教授的话作结束:“中国人必须有勇气承认西方近代的辉煌崛起和对东方文明的超越。但是,只有在真正搞懂西方为什么能够崛起和超越时,才能真正读透西方并找到反超的道路。”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23年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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