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第16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石青川| 重庆报道
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后,我国“三农”工作重心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转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加大对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和易地搬迁集中安置区的支持力度。
我国有960多万人通过易地扶贫搬迁实现了脱贫。扶贫搬迁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了哪些条件?脱贫并非“一劳永逸”,防止“返贫”的工作任重道远,扶贫搬迁后会面临哪些新挑战?
高山的制约
2013年,山上乡土气息浓郁,居住环境也较差。屋边的草木野蛮地生长着,将房子隐匿在深山之中,不少房子是纯木质结构,地板不时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土墙与茅草垒起来的墙外,堆着做饭用的柴火,院坝一角的空地上凌乱地躺着几片碎瓦片。厨房靠近灶台的窗户上没有玻璃,窗子中数根被熏黑的木条诉说着屋子经历过的故事。
在搬迁以前,重庆巫溪县天元乡搬迁村民阮永学便居住在这样的环境中,尽管他已年近花甲。老屋甚至比他的爷爷还年长几岁。
对于半辈子都这么住过来的阮永学来说,他并不挑剔居住环境,但购买物资的不便程度不断提醒他,自己不年轻了。农村每家每户都有土地可以种些新鲜食材,但生活用品不得不到镇上进行采购。“从山上下去还好,一个小时就能到。但买完东西拖回来,就费力了,可能要比下山多花一倍的时间。”
尽管对生活环境不挑剔,但家中年轻人需要进城打工,小孩子需要进城上学,这样的山路成为了一道障碍。
在距离阮永学家几十公里外的土城镇外,曾居住在海拔1500米山上的村民蒋礼英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居住环境不太好,我们老房子的地方只通了电,没有通水,生活用水需要自己挑。”
土城镇村民卢以秀也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我们这里交通非常不方便,家中劳动力又因生病无法耕作,平常只能种一些够自己吃的蔬菜。”
交通运输不便也导致他们无法从事附加值较高的农业生产活动。
“扶贫搬迁就是在解决这部分村民生活困难的问题。”土城镇当地村镇干部杨银美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从2013年开始,各村镇就在对一些居住分散、生活条件不好的村民进行政策宣传,号召他们自主申请扶贫搬迁,搬到山下方便生活。
卢以秀说,听到政策宣讲后,她就立即进行了申请,“我们住在高山,家庭条件也不好,当地村镇领导也推荐我们申请搬迁,我也希望全家可以到街上去住,买东西、治病什么的都方便”。
下山入城
我国共有9899万贫困人口摆脱了绝对贫困,其中,960多万人通过易地扶贫搬迁实现了脱贫。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涉及范围最广、人口最多的一次移民搬迁。
巫溪县天元乡党委副书记王海洋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天元乡一共搬迁297人,搬迁安置的形式多种多样。第一种是进行集中安置,将村民安置在集中安置点,大部分农户选择的是这种安置方式;第二种则是村民自己找一块相对安全、交通便利、适合居住的位置,通过自己建房的形式进行安置。
说起扶贫移民政策支持,巫溪县中梁乡党委书记罗春红透露,村民们享受最多的便是危房改造,政策补贴针对人数计算,7年间,政策进行过一些调整,补贴的金额大小也有所不同,最高时每个搬迁人口可获得近8000元的直接补贴。
安置补贴只是搬迁中最表面的部分。提升当地村民的收入,以此来为当地县域经济发展扫清障碍才是“扶贫搬迁”的主要目的。
西南大学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地方合作办公室主任肖青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村民若都生活在山上,就业与生产都受到比较大的制约。搬迁可以解决一部分贫困地区村民生活便利问题。除此之外,对政府来说,也是在解决乡村治理问题,因为村民集中更方便管理。在海拔较高的地方,村民居住十分分散,管理成本非常高。
而罗春红则认为,扶贫搬迁最大的作用即是让大山里的村民打开了眼界。无论是出去打工还是创业,或者是从事其他工作,从大山中搬出来都更容易找到收入更高的工作。
中梁乡在2013年时人均收入仅有4000元左右,经过扶贫搬迁后几年的发展,去年已达到12000元,涨了两倍。
促就业,解“返贫”
扶贫搬迁后,防止返贫成为重要议题。
罗春红说,乡村振兴工作中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即产业振兴,而防止返贫的工作核心就在产业振兴中。产业振兴才能有效带动当地人口就业,提高收入。
王海洋也说道,为防止返贫,当地会设立一些公益性岗位,首先照顾搬迁户,解决其就业问题,尽量使其在家门口就业。
他透露,当地会在就业方面提供持续帮扶,每年在安置点定期组织招聘会,也会组织有意愿的村民去有需求的地方应聘。“目前每年至少会有两次,以满足当地村民的就业需求。”
例如天元乡便有生态护林、清扫保洁这些公益性岗位,此外,本地还会建立帮扶车间配套产业基地,以及本地的工程队,都会优先吸纳本地人员就业,搬迁村民只要有意愿,并且能够胜任,便会优先安排其上岗工作。
李家溪安置点位于黔江区城南街道,有安置房28 栋 416 套,现居住413户1498人,是重庆市规模最大的集中安置点。
“因为自己身体不好,在社区的帮助下,能就近找到一份工作就很满足了。”在安置点的“互联网 +社会扶贫基地”分拣车间内,正在配送农产品的任海霞边忙活边分享她工作的喜悦。
任海霞原是鹅池镇治安村人,他们一家五口2019 年搬到李家溪安置点居住,由于家里有两个大学生和一个高中学生,社区干部很快为她在帮扶车间落实了一份工作。现在任海霞每月可挣到 3000 元,丈夫也在附近工地做零工,两人收入基本能维持一家人的开支。
“通过搬迁就近就业,每个月有稳定的收入,一家老小都能照应到,这是在我们老家实现不了的。”在云溪谷生态农庄就业的谢正荣是水市镇大山村人,她以前想找工作,只能外出打工,家里老人和孩子又照顾不到,挣点钱都安不下心来。
“搬迁点选在李家溪,也是因为离工业园区近,方便搬迁群众的就近就业。” 重庆黔江区城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曾礼华介绍,除了安置点里面的“互联网 + 社会扶贫基地”,附近还有服装厂、食用菌厂、泡菜厂、生态农庄、玻纤厂、丝绸厂等企业,可满足解决安置点有就业能力的搬迁群众就业。
规模化农业生产
现阶段来看,产业振兴依然存在很大发展空间。
经过调研,肖青表示:“尽管有一些地区政府会优先在就近的工厂安排搬迁居民工作,但问题依然存在,目前来看,搬迁的结果是增加了打工人数。”
肖青透露,重庆地区的扶贫搬迁,有些地方会给村民补贴菜地,但面积很小,其主要目的为解决村民日常蔬菜消耗问题,大部分为一分地或两分地。原本这些村民的土地距离新住处太远,农业耕作成本太高,并且农村年轻人去种地的情况本身就非常少,所以目前从其调研结果来看,搬迁后出去打工的情况非常多。
据罗春红透露,目前中梁乡全乡有4500多名户籍人口,外出打工人口600人左右。尽管看起来人数并不多,但除去老人儿童与留守在家的妇女,这个数据占当地劳动人口的比例确实不低。
因此肖青提醒,扶贫搬迁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快县域经济的发展,但要抓住两点,其一是劳动力的增加,对于当地有产业的地区,这些搬迁来的村民可以补充当地产业的劳动力。其二则为农村建设用地增加。由于地理条件限制,之前山上的村民没有严格按照一户一宅进行管理,山上有不少老宅基地;搬迁后有严格的一户一宅管理,老房子将不得不拆掉,也增加了当地农村的集体建设用地。
村民搬迁后,高山上的土地方便当地政府进行流转,也能因此推进规模化的农业产业经营。对此罗春红透露,乡镇正在朝着这些方向进行尝试:“中梁乡有中梁水库,在此之前中梁水库归属于重庆水投集团,扶贫搬迁后,乡镇行政部门便帮助当地村民成立了一个专业农村股份合作社,以集体经济的形式将中梁水库租赁过来,并在其中投放鱼苗开展鱼类养殖产业,今年可能产出近10万斤的鱼。”
大多数农村产业还遵循“靠山吃山”,他举例,中梁乡还有野生猕猴桃这一产业。过去并没有人去对野生猕猴桃进行开发挖掘,通过一些后续的移民扶持政策整合资金后,中梁乡将野生猕猴桃产业也做了起来。
罗春红举例:“还有我们的核桃,目前共种植8000亩核桃,其中4000亩已纳入管理,已经挂果的核桃达1500亩。尽管一亩的产值还未到高峰期,但每亩依然有2000~3000元的产出。”
李家溪安置点也为搬迁户配套建设了200亩食用菌后续产业项目,以“公司+专业合作社+搬迁户”的经营模式,由搬迁户发展食用菌,企业提供技术指导并负责销售,进一步拓宽搬迁群众的增收渠道。目前,安置点有782人实现就业,凡有劳动能力的家庭已实现1人以上就业。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23年第1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