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首席评论员  钮文新

12月20日中国金融市场收市后的消息是：银行报价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LPR）于当日降低了5个基点，从此前的3.85%，下降到3.80%。这可能是本月15日降准之后，货币政策又一个明确的放宽信号。依据当下中国及国际经济状况，中国放宽货币条件十分必要，但说实话，会不会显得有些偏晚且被动？

在宏观经济政策中，鉴于财政政策受到年度预算约束，所以其及时性、灵活性和伸缩性远不及货币政策。正因如此，市场经济国家，无论是特殊时期、还是正常状态，最为重要的宏观经济调节手段可能都是货币政策。

中国也不例外，而常年保持“坚持稳健货币政策”的提法，可能是为货币政策调控预留足够的空间。记得周小川任央行行长之时，他在一次“两会”记者会上就说，稳健货币政策基调之下，央行既执行过紧缩、也执行过中性、还执行过宽松。这表明了稳健货币政策的宽度。但大家对货币政策的期待不只是稳健，还有其他要求，比如，稳健货币政策要有前瞻性、灵活性、适度性，以及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等等。

央行该如何把稳健货币政策执行得更好？央行有央行的考虑，市场有市场的期待，各种理解每天都会充斥财经媒体的版面。但据观察，近年来，央行执行稳健货币政策大致是“以紧为主”。人们可以看到的实际效果是：货币紧很多时候与经济弱相伴相生。货币政策往往是迫不得已放宽一阵，但却是“快闪”节奏——来得快，走得也快，少了“扶上马还要送一程”的过程。其实，货币政策就像推车上高原，不能刚推到高原上，还没等车子跑起来就松劲，那势必会导致下一次需要更大的力量止住下滑，然后再推，事倍功半。

说到这儿，不得不提一个人——社科院学部委员、著名金融学家余永定先生。早在2020年5月，他在接受媒体专访时就指出：货币政策需要有“适度的克制”，但不能“克制到保守”。他主张：“中国需要更加积极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与之相伴的扩张性货币政策，这是典型的逆周期调节，中国没有理由拒绝。”

为什么余永定会在那个时点谈这样一个问题？从表达看，余永定实际是担心中国疫情刚刚好转，经济尚未充分恢复，境外疫情接踵暴发，不确定因素大幅增加，在此背景下，如何中国“双扩张政策”过快转向，过快退出，那可能会给中国经济带来不良后果。作为知名学者，余永定的“反思精神”在中国学界并不多见。正是这次专访中，余永定回顾了自己当年作为货币政策委员，在金融危机前后，其货币政策主张存在失误。而且明确指出：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刺激政策退出过早、过快，以至于日后GDP增速受阻。

进入2021年以来，余永定、任泽平、以及央行前调统司司长盛松成、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等一批经济学家均站在不同角度，反复论述并建议央行适度放宽货币。其中，刘元春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从另一个角度看到了中国货币政策所存在的问题：在高债务和高本息还债率的情况下，是否应该重新定位货币政策的适度性？重新认识理解M2和社融增速与名义GDP增长相匹配？他举例说，城投债还本付息3.6万亿，借新还旧比例高达85%左右，这样的企业流动性状况必然要求货币当局提供比常态状况下更多的流动性。所以他建议央行，在高债务、高还本付息率的条件下，货币政策对流动性充裕的定性需要有个重新而全面的思考。如果不考虑清楚这个定位，整个金融可能都将处于紧缩状态。

央行长期依赖货币乘数去推高M2，这个过程势必导致金融短期化——货币乘数越高，意味着金融周转速度越快，意味着金融周期越短。正如我们多次论述，金融短期化很可能导致实体经济长期资本稀缺，背离实体经济的金融需求。

货币收放必须为经济发展服务，金融市场必须生成更多长期资本，两者相加，才可能构建起适宜实体经济需求的金融环境。未来，中国要彻底扭转金融短期化趋势，而与之对应的货币政策手段可能不是单一利率调节，而是数量、价格两条腿走路。当务之急，需要更多投放长期基础货币，而同时相应压低货币乘数。

责编：姚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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