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关浣非

毫无疑问，过去的一年新冠肺炎疫情对全人类的生产、生活已造成极大的破坏和扰乱，全球经济因此大幅收缩，人们的交往被迫中断，国际间的指责、抱怨空前增多。新的一年，疫情发展仍然存在不确定性，这也将给全球经济增长带来不确定性。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的研究人员之前预测，至3月，一种传染性更强的COVID-19病毒株可能成为美国的“主要”病毒株(could becomethe "predominant" one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March)，这将使疫情更难得到控制。世界银行发表报告指出:今年的全球经济增长前景仍然高度不确定，可能出现不同的增长结果。在感染率持续上升、疫苗延迟推出的不利情况下，2021年全球经济增长可能被限制在1.6%。而如果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疫苗接种进程加快，全球经济增长或可提升至近5%。但牛年上半年全球经济或很难出现根本性转折点。

美国财政危机转嫁隐忧

随着拜登就任美国第46任总统，其对美国的内政、外交政策将做出哪些选择、调整，或者说其对特朗普所奉行的极端单边主义及其他政治遗产将做哪些修正和改变，不仅会影响到美国未来一段时间的社会经济发展，同时也将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带来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美国经济能在继续依靠极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续命的道路上走到何时，将给全球经济和资本市场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

拜登上任伊始就已提出数额高达1.9万亿美元的“美国拯救计划”，加上薪资保护计划（PaycheckProtection Programme）7000亿美元的延续，以及其他一些支出，到目前为止，除固定预算外，预计美国2021财年用于刺激经济的支出或将累计高达3.535万亿美元。在任命耶伦作为美国财政部长的国会听证会上，耶伦表示：“我们的立法者需要在下一个救助方案上采取‘重大行动’(act big)。”她说：“作为财政部长，我的角色将是协助经济重建，以便为更多的人创造更多的繁荣，并确保美国企业能够在日益激烈的全球经济中竞争。”她认为，美国能够负担得起使经济重新站稳脚跟，以度过新冠肺炎疫情(Covid-19)所需的一切。

另一边厢，在过去一段时间里，美国通过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扩张，购买各期限债券及各个经济刺激方案，已经累计放水印钞超19万亿美元的货币流动性。尽管如此，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不久前表示，现在还不是退出宽松货币政策的时候，且利率和资产购买指引不是基于时间，而是基于结果。鲍威尔言论的重点是：除非出现令人不安的通胀和失衡，否则将不会加息。加之此前美联储另一位官员所言，美国通胀水平应由2%上调至2.5%和3%，预示和隐含更加露骨及透彻显示前瞻意图与政策。

然而，美国是全球负债最多的国家，截至1月24日，美国联邦债务总额高达约28万亿美元，目前美国占全球债务总额近10%。过去4年间，这一数字增加了8万亿美元；况且2021年美国的再融资需求最大，有7.7万亿美元的债务即将到期，美国寅吃卯粮的窟窿将会越来越大，总有一天会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可是由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所决定，美国的这种财政扩张政策所造成的庞大财政赤字，必不可免地会有一部分将变相由其他国家承担，同时亦会带来美元大幅度贬值的压力。而不论是财政危机的转嫁，还是货币贬值的输出，对世界其他经济体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都将是深重及多重的。一国财政与货币政策协同虽然是规避金融危机的必要政策组合，但同时又一直是诱发国际金融危机的隐患之一。美国各领域积聚多时的潜在危机互相诱发、互相强化的风险正在不断上升。

疫情持续扩散必然导致经济衰退及债务危机，经济衰退及债务危机必然引爆资本市场泡沫，资本市场泡沫破灭将进一步加剧经济衰退及债务危机。这种危机的衍生、爆发可能会导致一场全球危机的爆发。如由于对美联储鸽派政策持续及大规模财政投放的预期和疫苗的广泛接种，以及由此带来的对企业盈利的乐观估计，美国股市市值已突破40万亿美元，而2020年美国GDP估算为20.8万亿美元，股市市值达到了GDP的两倍。德意志银行近日对627位市场专业人士进行调查，发现仅有12%的受访者认为当前金融市场没有泡沫。在比特币之后，美国科技股被视为第二大泡沫，平均得分7.9分(满分10分)， 83%的受访者对科技泡沫的评价为7分或更高。

同时必须看到，现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极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是因应疫情的广泛蔓延而制定形成的，所以疫情得到控制之时也将是各经济体选择超宽松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退出之时。那时将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情形，现在是很难做出乐观想象的。  

13万亿美元的债务账单

国际金融协会（IIF）最新一份报告指出，2020年全球债务规模飙升至创纪录的275万亿美元，全球央行债务占全球GDP之比也从2019年的90%升至105%。而从经济发展不同区域看，更可看出全球债务结构失衡的严重程度。截至去年9月底，发达市场整体债务占全球GDP的比重已从2019年底的380%跃升至432%，新兴市场的比例则升至250%。其中最爱借钱的美国新增债务约为发达国家总额的一半。2021年背负创纪录债务负担的全球主要经济体即将面对13万亿美元的债务账单，其中包括美国的7.7万亿美元即将到期债务、日本的2.9万亿美元债务、意大利的4330亿美元债务、法国的3480亿美元债务、德国的3250亿美元债务。数据显示，G7国家和主要新兴市场将面临至少10年来最大规模的债券到期，其中很多是为了帮助本国经济摆脱衰退而发行的债务。这些国家的政府2021年需要展期的债务可能比2020年多出51%。

面对如此巨大的债务问题，全球各国的协调能力及协调意愿则空前降低，英国《金融时报》1月中旬援引欧盟委员会政策文件草案报道，欧盟已制定计划限制对美元的依赖。值得注意的是，草案显示，欧盟将根据疫情以来的经验教训，来制定在金融市场上促进使用欧元的计划。草案同时警告称，全球金融市场过度依赖美元，这无法缓解金融紧张局势和经济稳定风险。这些都表明，无论全球经济是继续下滑抑或是主要经济体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发生调整，都可能会引发全球经济和资本市场格局的急剧变化，会有一部分经济体得益，也必然会有一部分经济体受损。1月15日，摩根大通预测，资金将从新兴市场回流至美国。新兴市场有可能成为拜登最新1.9万亿美元疫情救助计划的牺牲品。

居民消费不足是拉低最终消费的主因

国际环境如此，中国唯有办好自己的事。

新的一年，中国需在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方面做更多有的放矢的努力和部署。经济增长永远涉供给、需求两端，“十四五”开局之年，在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则需要在激发需求上做更多的制度优化和公共服务完善的系统努力。当前的中国经济发展，需要面对和致力解决内需不振与外需不确定性问题，而从内部需求结构看，则需致力解决政府消费偏高、居民消费不足的问题。从经济学意义上说，投资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完全不同的。投资每增长一个百分点，能拉动经济增长0.2%，而消费每增长一个百分点，能拉动经济增长0.8%，是投资的4倍。

毋庸讳言，中国以往的经济增长更多得益于长期投资扩张的贡献，因此也导致经济增长出现了资本形成率偏高而最终消费率较低的局面。2019年中国最终消费率为55.40%，资本形成率为43.10%；同期，发达经济体中美国最终消费率为81.83%，资本形成率为21.01%；新兴经济体中巴西、俄罗斯最终消费率也维持在70%以上。相较于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居民消费在GDP中的比重稳定在50%以上，2019年我国居民消费占比仅为38.79%。

居民消费不足是拉低最终消费的主要原因。而从内部消费的结构上看，2019年我国居民消费占比为69.97%，政府消费占比30.03%，二者均与2018年持平。因此，如何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扩大消费所作的各项部署也就成了实现中国既定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关键：“扩大消费最根本的是促进就业，完善社保，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其次是“有序取消一些行政性限制消费购买的规定”和“合理增加公共消费”。

毫无疑问，这些都是需要在牛年真正使出牛劲才能有所成效的。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21年第3、4期）

2021年第3、4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