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首席评论员 钮文新

12月29日，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召开四季度例会。按照惯例，会议将传达出未来一个季度货币政策走向，因此受到市场高度关注。尤其是在“疫情”影响全球经济并同样可能冲击中国经济的情况下，中国货币政策将如何判断、如何应对，这恐怕不只是中国投资者关注，而且全球投资者都会密切关注。

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在2020年的时钟进入第三季度之后，由于上半年中国政府全力以赴地抑制了“疫情”对经济的困扰，并使经济连续数月呈现总体回升态势。所以，货币政策退出“刺激”的呼声日渐高涨。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我们也的确看到所谓“边际收紧”的身影，货币市场利率不断走高，人民币不断升值。

但中国经济的健康程度真能支持货币宽松政策如此之快的退出？实际情况是，金融流动性刚刚有所收缩，债券违约之潮立即还以颜色。

或许正是这样一个背景，年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明年宏观政策要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政策操作上要更加精准有效，不急转弯，把握好政策时度效。”这一要求，当然适用于货币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当然应当体现在今年第四季度货币政策委员会的议事考量范畴。

正所谓“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现在是祛病之时，各项扶持经济的政策不能瞬间撤火，否则虚弱的病体站不住还会倒下。这方面的经验我们有过。那是2010年，金融危机期间的经济刺激政策退出“急转弯”之后，中国经济增速快速减低，2014年便出现“断崖风险”。2019年12月9日，著名经济学家、国际金融大家余永定先生撰文指出：“尽管存在许多问题，2009年到2010年的四万亿刺激计划是完全必要的，效果也是显著的。现在看来，四万亿的主要问题是退出过早。”他说：“对比美日欧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的退出快得多、早得多。宏观调控不能一会踩油门、一会踩刹车。这应该是一条重要的经验教训。”

毫无疑问，中央接受了历史性的教训，提出“不急转弯，把握好政策时度效”的政策要求，这实际也是对一些政策“三季度之后就要退出”的否定。

按照中央的要求，未来，中国经济政策必须符合“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三新”要求，它也是中国政府各部门制定一切经济政策必须满足的前提条件，货币政策也不例外。但问题是：货币政策如何才能符合“三新”要求？

我们认为，货币政策制定符合“三新”要求的关键是：中国央行建立“新认知”。比如，当发达经济体都在执行“以大规模基础货币投放为特征”的超宽货币政策之时，我们是不是可以放弃“简单否定”而多问几个为什么？当我们普遍认为超宽货币政策必然带来恶性通胀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不能将其视为当代货币学家正在以实际行动否定“单一利率调节”的货币政策方式？在中国债务高速膨胀的背景下，为什么我们不能意识到：这其实是“单一利率调节”改革的必然结果？

实际上，我们必须重新认识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为什么会失效，必须重新权衡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的利弊得失，而且必须充分认识到全世界的货币认知正在发生着重大变化。正因如此，我们诚望中国央行不是被动地“用老方法面对新问题”，而是转变思想意识、大胆改革，主动做出积极而有效的调整，使货币政策更加符合“三新”要求。

责编：姚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