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郭芳 │贵州、广东、湖南报道

2018年8月19日，湖南湘西小能溪村村民参加全国乡村K歌大赛。

2016-2019年，浙江省温州市乾头村连续4年通过“为村”平台面向全村众筹，举办重阳节敬老活动。

2019年4月23日，陕西省安康市堰坪村扶贫工作队队员沈红进行入户探访。

这里曾经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空心贫困村，藏在贵州省黔东南州黎平县的群山深处，跟所有那些深藏大山的村子一样贫穷、闭塞，也因年轻劳动力的出走而变得凋敝且缺乏生气。

直到5年以前的一场“互联网+农村”实验在这里展开，第一个上线“为村”平台的铜关村变成了众人皆知的互联网改造乡村的样本——这个小山村却随处可见村庄微信公众号的免费WIFI标识，让村民通过互联网连接起信息、情感和财富。

如今这一切已经不新鲜了。铜关村的风头很快被更多因“为村”平台而改变的村庄所覆盖。截至2019年9月29日，全国已有29个省、199个市、674个区县、1945个乡镇中的14228个村庄（社区）和铜关村一样加入了“为村”平台，注册认证村民2509027人，其中包括156617名党员，11233位村支书（党总支或社区书记）和10670位村主任（居委会主任）在“为村”平台开展日常工作，共发布两委日记1074506篇和群众来信58124封。

这些村庄因“为村”平台而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数字乡村。这是乡村振兴中一个令人惊喜的存在。

从输血式公益到乡村振兴数字化助手

铜关村第一个上线“为村”平台所带来的意义当然不可忽视。

这起源于2009年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发起的一个叫“筑梦新乡村”的公益项目。这个项目得到了陈一丹的直接支持。陈一丹是腾讯公司主要创始人、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发起人。马化腾、陈一丹等腾讯创始人，在公司初创时做的公益就是乡村公益——在2002年给广东清新县的山区送电脑。

这种乡村情结，在七年后演变成了“筑梦新乡村”。只是，估计腾讯的创始人们没有想到，从这个项目发展到腾讯为村，居然已坚持了十年。

“筑梦新乡村”选点在贵州省黔东南州黎平县、雷山县等贫困山区，用五年的时间投入5000万元，重点开展公益帮扶，希望能够对中国西部乡村的发展、特别是贫困乡村的发展做出贡献。

在项目执行中，2011年，腾讯公司的女员工陈圆圆受指派到黎平县挂职扶贫干部。因为憧憬“侗族大歌”，陈圆圆选择了黎平县的侗族村落铜关村，没想到一去就首先遭遇了一场心灵的巨大冲击。

“当时我就被那种巨大的反差震惊了，铜关村那时候有460户村民，人均年收入竟然还不到1800元。”陈圆圆回忆说，“在那种绝美的青山绿水下，村民唱着天籁般的侗族歌谣，村庄却衰败凋敝成那样，反差实在太强烈了。”

经验告诉她，传统的输血式的捐赠和扶贫很难给乡村提供系统性的解决方案，也很难创造出具有推广复制价值的乡村发展模式。那么，“连接”是互联网的核心能力，能不能通过利用互联网的连接能力来发展乡村呢？

一场实验就此展开。

2014年11月，以陈圆圆为主的腾讯公益小组开始教铜关村村民建微信群，而彼时留在村里的500多人中有智能手机的才不到10人，村两委干部中有智能手机的也仅有一人。腾讯先是联合中国移动在铜关村架设了贵州省第一台为村庄提供的4G基站，再联合中兴通讯向村民们捐赠了智能手机，培训他们使用智能手机和微信，最终在这个偏远贫困的少数民族村庄里建起了村民微信群和该村的微信公众号。

然而，这一切努力迎来的却只是一盆冷水，村民们对在线沟通没有感觉更没有热情。

直到2015年7月，线上的沉寂终于被打破。铜关村开始了新一年度低保的评定工作，低保名额关系到村民的切身利益，村两委从早到晚开会，村民们议论纷纷。腾讯公益小组鼓励村委干部把低保初审名单放在该村微信群中，竟在半个小时内就产生了500多条信息，40多名在外地务工的村民也新加入群。经过在线公开透明的激烈争论，低保名单几经修改终于确定，成为铜关村历史上群众满意度最高的一次低保评定。

基于铜关村的实验，2015年8月，腾讯公司依托微信正式发布针对乡村场景的公众号平台，以“连接为乡村”为名，简称“为村”平台。

这是一个低门槛、易操作、适合乡村干群的村庄微信公众号开放平台，全国各地都可以通过在微信中搜索“腾讯为村”，申请属于自己村庄的“为村”公众号，“为村”公众号也为每个村庄提供专属的功能板块。

具体而言，“村友圈”功能实现本村村民发帖评论的线上交流，既可以发起全村讨论，也可以向广大网友展示真实的村庄生活；“党务”功能包括党务公开、支部生活、党员教育等板块，服务于基层党组织的信息宣传、党群关系、精准扶贫等工作；“村务”功能主要包括村务公开、集体活动、村委风采等，提高村委办事效率；“服务”功能则包括政策文件咨询、法律援助解答、知识学习以及农产品展示销售等。

2016年7月22日，湖南湘西大坡村在“为村”平台发出了第一条村庄新闻头条。

线上的基层治理

河源市龙川县珠塘村是广东省第一个加入“为村”平台的村庄。

由于历史原因，珠塘村的行政区划发生过多次变更，因此村民对行政村没有太多情感认同，年轻人又大多在珠三角打工。珠塘村从一个软弱涣散村渐渐发展成党建先进村还实现了全面脱贫，这一切是在2016年加入“为村”平台后完成的。

刘攸伟从2016年起就担任深圳派驻珠塘村的驻村扶贫干部，本在2019年初满3年就可以回深圳，可他放不下珠塘村决定再干一轮扶贫工作。在他的经验中，在各种数字化工具中，最喜欢用的是腾讯“为村”平台。

他曾借此平息了一场因红利分配而生的失序风险。

2018年，刘攸伟把精准扶贫资金的信息公开在“为村”平台上，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一些没有领到扶贫款的村民背后质疑村委干部和扶贫干部一起私分了扶贫款，一时谣言四起。扶贫工作队于是在第一时间把所有扶贫资金的使用和结余明细也公开在“为村”平台上，很快平息了谣言，胡乱猜测的村民也主动道歉。

刘攸伟说，通过“为村”平台上的党群服务中心联系群众，逐渐提升了村民对珠塘村的认同感和自豪感，透明的工作也赢得村民对基层党组织的信任和支持。

建立一个可信赖的强社会联系的人际关系网络，通过社群互动改善权威信息在层层传播过程中的失真变形，这样的例子在“为村”的发展过程中屡见不鲜。

湖南省龙山县里耶镇比耳村曾在2017年被《新闻联播》作为“互联网+乡村”典型而报道，该村村委干部积极鼓励帮助120名建档立卡贫困户认证“为村”村民，并且将比耳村“为村”商城总号里2016年获得的春节订单全部分配给了贫困户，帮助提高贫困户的收入，从而缓解了村里的社会分化。

最近几年，在四川省邛崃市大同乡陶坝村家家户户种的佛手瓜，销量攀升、收入提高，村里人都挺高兴，无奈村里那条三米半宽的马路无法会车，经常影响运送佛手瓜。村两委到县里跑下了一笔修路款，但没有青苗补偿和土地补偿，涉及到5组村民的利益。2018年初，陶坝村把这事儿放到了“为村”平台上的“议事厅”在线讨论，有村民很生气地说修路占了菜园子怎么能没补偿呢，不同意修路，马上又有其他村民反驳说，路修好了多卖几斤佛手瓜，什么菜钱补偿钱都够了……大家分析利弊，结果在线议事共持续了14小时零7分钟，就达成了支持扩宽的一致意见。

“要没有‘为村’平台真是不可想象，过去这种事我要挨家挨户去做工作，有一户说不通这条路就扩不成，一拖拖个两三年也是可能的。”陶坝村书记孔祥华说。

“在人、组织和场所这三个要素中，‘为村’围绕场所做出了很好的平台。”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邱泽奇认为，“‘为村’是现有唯一将干群、党务村务、区域产品等融合于一体的社区移动产品，能够有效助力基层组织领导。”

空心村的线上村庄

李健的老家在四川省邛崃市南宝山镇桃花社区，常年在外打工的他回家探亲时发现，家门口的道路已有多处路面破损，特别是下雨后，年迈的父母出门很不方便。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李健在桃花社区的“为村”平台上发了一条希望修路的信息，没想到社区支部很快就在该年度的有关项目议定中及时通报给了全社区，争取到了优先修路。今年春节，李健再回到老家时，家门口的路已经修好。这令他惊喜不已。

李健是中国城镇化运动大规模人口流动中的一员。而从农村流向城镇的劳务人口规模已经接近3亿。

邱泽奇教授认为：“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流向城市后，农村‘空心化’的实质形成了家庭中做决策的人‘不在场’，从而导致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由于当家人不在，农户对村庄的集体事务漠不关心，村庄的发展成了村两委的工作，“干部干，群众看”；村两委与农户的沟通不足不畅，上令下达和集体动员均不理想，继而加剧了村庄配置资源的低效率，进一步恶化党群关系；村民的情感连接与乡村的文明传承也遭遇挑战，留守儿童缺乏父母的陪伴关爱，农户的集体观念日渐淡漠，人与人之间的乡风民约面临失效，空心化的农村正在陷入原子化、离散化的困境。

这是乡村治理的一大考验。

“为村”平台通过设置开放的交流平台功能构建了线上的村庄场景，即将空心村里“不在场的人”拉回村庄，让农村青壮年在城市里重新“进入村庄”。在“为村”的“村友圈”板块上，只要加入了自己的村庄，所有认证村民都可以在这里互动。村两委干部通过每天在村友圈的发言互动，也能更方便高效地让村庄里的事变成每个村民的事。

这是“为村”平台最受村民欢迎的功能之一，特别是在地广人稀、线下交通不便的乡村和劳务输出较多的地区。

广东省阳江市阳东县新洲镇东部有一个600多户人家的石岗村，这个村在2018年10月申请了自己的“为村”公众号。当年12月，石岗村按照市里要求开展“三清理三整治三拆除”（简称“三个三”）活动，带动村民整治村里的环境，但以往此类活动常较难调动起村民的积极性，村两委干部想到了“为村”平台上的“投票评选”功能，发起了一场“三个三”清理工作线上评选活动，结果在持续26天的活动里，吸引了全村1143名村民在“为村”上投票，超过了全村82%的户籍人口，大量外出务工的村民积极参与到了在线评选活动中，投票期间帖子浏览量超过3.2万，最后不仅“三个三”工作效果出乎意料的好，石岗村的整个精神面貌也为之一新。

“为村”平台通过情感的连接和故乡的吸引更促进了农村人才的回流，推动城市人才返乡创业，人回来了也带回了城市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

湖南湘西凤凰大山深处的大坡村加入“为村”平台后，村支书杨清华求助于自己在长沙工作的女儿杨婷担任“为村”管理员，杨婷不仅要管理线上的日常话题，每逢节假日和村里的葡萄节、丰收节等活动，还要赶回村里组织乡亲们办晚会、开运动会、组织比赛等。

“我在长沙读大学，然后就留在长沙工作了4年，每年也就逢年过节回家一两次，大坡村其实对我而言已经很陌生了。”杨婷说，“帮我爸做了‘为村’以后，突然觉得家乡好近，在长沙也总是能想起大坡村。”

2019年3月，杨婷决定放弃在长沙的工作回到大坡村，一边做专职“为村”管理员一边备考公务员考试，还把自己在城市工作的同学老乡发动起来，一起在“为村”平台上给家乡出谋划策做贡献。

从2015年上线后有20个村入驻，到如今全国近15000个村入驻，“为村”平台自身也在不断进步迭代。

陈圆圆说，几年来她至少讲过300场“为村”，“为村”的逻辑从来没有被挑战过，大家讨论最多的还是怎么改进“为村”产品让村里人更好用更爱用。但像所有工具的困境一样，“为村”作为乡村振兴的数字化工具，其一大难题就是使用者没有足够的能力熟练使用。

腾讯承诺说，在未来两年内首先重点帮扶11.6万革命老区和边疆民族地区的村庄、12.8万国家建档立卡的贫困村使用上和使用好“为村”平台工具。

在乡村振兴之路上，数字化的乡村治理或将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陈圆圆和她的乡亲们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郭芳 | 贵州报道

2014年，贵州黎平铜关村村民使用手机上的为村平台。

2018年12月，为村助教团教贵州黎平铜关村村民上为村平台参加村庄活动。

小时候和外婆去过几次乡下，被子硬得拉不到脖子下面，在地道的柳州市区孩子陈圆圆的印象里，农村无非就是脏乱差。2004年到深圳，在腾讯做无线增值服务内容，和农村更不沾边。甚至在2007年腾讯公益基金会成立后鼓励员工申报公益项目时，热心公益的陈圆圆还是找妹妹的同学，才联系到了一间需要修缮教学楼的农村小学。

农村，从来是遥远陌生的。陈圆圆没有想过，自己30岁后的人生会和农村的乡亲们深深绑定在了一起。

凋敝乡土大地的惊人力量

2008年，一直在腾讯公益基金会做志愿者的陈圆圆转岗到基金会，成为基金会第一个全职项目经理。2009年，腾讯主要创始人、基金会发起人陈一丹在基金会启动了“筑梦新乡村”定点帮扶项目，选择了贵州省雷山县、黎平县和云南省迪庆州三个地方，向全公司员工发信征集6位挂职干部，直接到当地去定点研究该怎么资助。

2011年，陈圆圆到贵州黎平县挂职时，项目已经执行3年，大多数钱还是花在了捐学校捐硬件上，农村公益仍没找到太大突破。陈圆圆说，她是最后一位挂职干部，就是想亲自去看看，农村公益为什么这么难做。

一个偶然的机会，2011年9月，陈圆圆跟黎平县铜关村的一位乡村教师回村。这个村是个侗族村，正好赶上一户人家“打三朝”，是小孩出生三天后新妈妈回娘家的传统仪式，比结婚还隆重，全村一大半人都出动了，一起唱侗族大歌。第一次见到这场面的陈圆圆被深深吸引了，立刻提议专门办一次侗族大歌的歌会。

当时的铜关村，人均年收入不足1800元，偏僻到百度地图和谷歌地图都搜不到，办一场2000人的歌会需要6万块，县政府拿不出。陈圆圆找到了腾讯网和腾讯微博，通过介绍侗族文化的专题报道，征集200名网友，每人支持300元来参观歌会。再加上其他一些捐赠，2011年11月11日，铜关村历史上最热闹的侗族大歌歌会开场了。

当天的歌会可以用人山人海来形容，村里人甚至第一次见到了因腾讯网报道而赶来的外国游客。村里因为歌会刚通了自来水，新修了公厕，歌会举办的前一天，县长找来一辆压路机把从乡里到村里的土路压了一遍，才让小汽车有可能开进来。全村大部分在外打工的人都辞工回家参加了唱歌，每个村民的脸上都泛着光。

这一天的热闹喧嚣，给陈圆圆留下了强烈的震撼。

“一个平日里凋敝的空心贫困村，可以迅速爆发出巨大的活力。”8年后陈圆圆依然感慨，“广阔的乡土大地蕴含着非常强的内生动力，无论表面多么落寞，它只是需要合适的契机去激发。”

核心就是那个恰当的支点

然而，更让陈圆圆始料未及的，是歌会之后的另一种强烈对比。一天的热闹喧嚣褪去，铜关村又迅速恢复了往日那凋敝的、毫无生气的贫困村景象。

陈圆圆心里非常明白，歌会不能天天搞，单个活动的效应会慢慢消退，村里还会恢复原状。

“这时候我第一次有了‘平台’的概念，农村公益不能只单独做项目，要在村里有一块‘飞地’。”陈圆圆说。在陈一丹的支持下，腾讯公益基金会决定追加捐资，在铜关村专项支持建设一座生态博物馆。

2012年7月，铜关村生态博物馆奠基开工，2015年建成试营业，至今仍平稳运转。博物馆鼓励村民们提供各种劳务服务，每年的游客收入约100万元，其中50多万元以用工报酬的形式发放给村民，约20万元利润进入村集体的可支配收入，定向使用于代课教师工资、村环卫费、消防器材更新等。

但是，生态博物馆这种线下平台的方式并不可复制。

“第一，成本很高，腾讯基金会前后资助了1500多万元，还不包括各种免费资源；第二，村里缺乏运营人才，博物馆的运营想交给村里至今交不出去；第三，村里也没有整合资源能力，游客仍主要靠基金会在深圳的合作伙伴推介。”陈圆圆分析说。

当时整个基金会团队很清楚，生态博物馆建成的一天，也就是“筑梦新乡村”项目最终收官的一天。铜关村的线下平台经验无法复制到其他乡村，农村公益的路依然迷茫。

转折出现在2014年9月，腾讯创始人马化腾第一次提出“互联网+”，并很快将“连接一切”升级为腾讯公司战略。这让陈圆圆眼前一亮，农村公益的线下平台有瓶颈，那我们要不要再试试线上平台！

众人皆知的铜关村“互联网+农村”实验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为村”是作为留给农村的移动互联网工具包而诞生的。2015年8月，“为村”平台的上线发布会就在铜关村生态博物馆召开，这也是博物馆开门试营业的第一个活动。

从线下平台到线上平台，在农村公益之路上摸索了7年也困惑了7年的陈圆圆，终于又往前迈出了一步。

“为村”平台上线之后，陈圆圆开始了略显疯狂的宣讲之路。正因为这一路走来的一线体验，让她非常确信“为村”的价值。

陈圆圆说，直到去年她才想明白一件事。为什么每个乡亲都希望自己家乡好，可又不为家乡付出呢，总是说“我又不是老板我又不是干部，我做不了什么”，农村干部很苦，农村乡亲们的意见还很大。根源在于随着农村经济基础的变化，农村的集体意识相对淡漠，农村的力量被深深掩盖了。如果能让农村的集体意识复苏，内生动力激发，事情就做成了。

“我们要做的所有事情只有一个核心，那就是提供一个恰当的支点撬动农村的内生动力，而且这个支点应该是和公司优势一致的。”陈圆圆肯定地说，“如果每个村民用‘为村’工具以后觉得自己很厉害，自己对社区有价值，他也会为社区贡献更多价值，那‘为村’就成功了。”

相互激发的正能量

从2008年腾讯公益基金会启动“筑梦新乡村”定点帮扶项目至今，回顾与农村结缘的这10年，有一位乡亲是陈圆圆印象最深刻的。

“可以说，吴珍义改变了我的一生。”陈圆圆说。

吴珍义是当年铜关村的村长，2011年9月份陈圆圆无意间看到侗族大歌后提议办歌会，直到11月11日正式举办，每个星期吴珍义都要徒步一个多小时走到乡里坐车，去县城找陈圆圆，生怕她打退堂鼓不办了。吴珍义每次去找都要求请陈圆圆吃饭，而陈圆圆知道他其实很穷。陈圆圆说，村里到处是垃圾太脏，吴珍义就第一个带头跳到冰冷的河水里捞垃圾。

吴珍义的执着感动了陈圆圆，“这个人非常关键，没有他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坚持下来做歌会，也就不会发展到今天的‘为村’了。”

“他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股劲儿，那种不会被命运轻易打败的劲儿，打败了也会又重来。”这也让陈圆圆对中国农民有了一个很深刻的认识。

为村10年，她找到了激发乡亲们的线上平台模式，创造了让别人创造全新自我的机会，而别人给她的反馈又让她充满了能量。

“感念腾讯给我十年时间去尝试农村公益的各种可能，陈一丹甚至在2017年没跟我们打招呼，就亲自去铜关村看了为村的实际情况，事后给予高度肯定，让我非常感动并对未来更有信心。” 陈圆圆说，“对农村、对乡亲、对公益，乃至对我自己，我的理解都不是一天形成的。我常想，回顾10年路，每一步都算数。”

编辑 | 陈栋栋

编审 | 张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