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高考
1977年9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11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1977年末和1978年夏,中国迎来了史无前例、规模最大的高考,报考总人数达到1160万。恢复高考成为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为各行各业断档多年的人才队伍补充了新鲜血液,许多人的命运因此改变,成为国家改革发展的中坚力量。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显示,2018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到48.1%,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1978年春,北京大学迎来恢复高考后录取的第一批新生。(新华社)
“恢复高考,我只是说了几句真话”
“8月初到北京开会。”1977年7月底,武汉大学副教授查全性接到学校领导通知。不过,除了会议时间,他既不知道开会的内容,也不知道有哪些人参会,会议日期有多长,所以没做任何准备。
1977年8月3日晚,查全性乘坐飞机到达北京,到机场迎接他的是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刘道玉,刘道玉此前曾担任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查全性在北京饭店住下后,见到了一些外地来京参加同一会议的科学教育界旧友或名人。此时,查全性才知道,这次会议名叫“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
参加座谈会的绝大多数是科教界名人,年龄多在六七十岁。科学界领头的是中国科学院负责人方毅,教育界领头的是教育部长刘西尧。52岁的查全性算是年纪轻的。为什么要开这样一个座谈会?查全性也许并不知道,一个大人物正在谋划着科教界的一件大事,这个大人物就是邓小平。
“小平同志听得很认真”
查全性1950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留校任教。后留学苏联莫斯科大学。回国后继续在武大任教。他这一辈子,最大的“官儿”是武汉大学化学系主任,最高的“职称”是中国科学院院士。
参会前,查全性和大部分大学老师一样,对于大学招生现状是不满的。“大家普遍觉得,国家让工农兵上大学的初衷虽不坏,但是由于入学没有考试,学生的文化程度就没有办法控制。有的学生各个方面很强,有的又差得很。由于没有一个分类、分级,同一班学生文化水平参差不齐。”
1977年8月4日,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开幕。参加座谈会的代表有北京大学的周培源、沈克琦,清华大学的何东昌,以及复旦大学的苏步青,南开大学的杨石先,吉林大学的唐敖庆等人,还有来自中国科学院的金善宝、张文佑、吴文俊、王大珩等人。
那次座谈会开始时,查全性以为像邓小平这种身份的高级领导人,能够听一下秘书对会议的汇报,在开始和结束时各来一次,顶多再讲几句话,就很不错了。但是出乎他的意料,从会议头一天开始讨论起,邓小平每天准时到会,和大家一起离开。在五六天的会议期间,只有一个半天因为有外事活动非走不可,才给大家放了半天假。
查全性回忆,会议的大部分时间,邓小平基本上是听,偶然问一两句关于一些具体事实或者听不清楚的问题。他不做指导性的发言,或者是希望大家谈哪一方面,他都不说,只是听大家谈,很少插话。这种气氛让大家意识到,邓小平同志很有诚意,他是迫切想解决科学和教育方面的一些实际问题。
由于参会的大都是著名学者,所以查全性头两天基本没有发言,只是听其他人说。
“后来看到小平同志那么认真,我认为机会很难得,很有可能会解决一些问题,我就在6日下午开始发言。”查全性在发言中提出: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关,其作用就像工厂原材料的检验一样,不合格的原材料,就不可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当前,新生的质量没有保证,部分原因是中小学的教育质量不高,而主要问题还是招生制度。不是没有合格的人才可以招收,而是现行制度招不到合格的人才。如果改进了招生制度,每年从600多万高中毕业生和大量的知识青年、青年工人中招收20多万名合格的学生是完全可能的。
小平同志当场决定恢复高考
查全性回忆,当时招生制度的弊端首先是埋没人才,一些热爱科学、有前途的青年选不上来,一些不想读书、文化程度又不高的人占据了招生名额。其次是败坏社会风气,助长了不正之风,而且愈演愈烈。招生还没有开始,已经有人开始请客送礼,走后门。另外还影响了中小学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连小学生都知道:“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
査全性表示,“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十六字招生方针,埋没人才,卡了工农兵子弟,助长不正之风,严重影响中小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如果不推倒这个方针,大学招生质量就得不到保证,也不能在广大青少年中形成良好的读书风尚。
查全性建议,大学招生名额不要下放到基层,改成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掌握。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统一考试,并要严防泄露试题。考试要从实际出发,重点考语文和数学,其次是物理,化学和外文可以暂时要求低一点。从语文和数学的成绩,可以看出学生文化程度和抽象思维能力。
另外,要真正做到广大青年有机会报考和自愿选择专业。应届高中毕业生、社会青年,没有上过高中但实际达到高中文化水平的人都可以报考。“我的发言结束后,吴文俊、汪猷等人都发言表示支持。”查全性回忆,小平同志当即决定恢复高考,但是说: 今年改恐怕已经来不及了吧?大家纷纷说还来得及。小平同志就问当时教育部长刘西尧的意见,刘西尧说: 只要追回文件,重开招生会议,还来得及。小平同志随即决定当年恢复高考。
查全性可能不知道的是,就在这个座谈会之前一个月,6月29日至7月13日,教育部在山西太原召开了全国高等院校招生工作会议,形成了1977年高校招生方案。这个方案还是沿袭“文革”时期的招生方针:“自愿报考,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查。”也就是在座谈会召开的同一天,8月4日,教育部已将1977年的招生方案报送国务院了。
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根据邓小平指示重新制定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废除推荐制度,恢复文化考试,择优录取。1977年冬天,570万名学生报名参加高考。加上1978年夏季的考生,两季考生达到了1160万人。自此,中国结束了11年没有高考的历史。
当时的压力还是不小的。“四人帮”认为教育界“文化大革命”前是资产阶级专政的两个“基本估计”,还没有人推翻。而邓小平因为敢讲真话被打倒才刚刚复出。座谈会的前两天,有的学者还在检查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许多人顾左右而言他,不敢触及敏感问题。
查全性说:“我能够提出恢复高考的建议,并不是因为我特别有创见,当时大家都是这样想的。只是我有这个机会讲真话,这个机会难得。我敢于说,主要觉得小平同志亲临会议,如果说了,可能解决问题,冒一点风险是值得的;如果不说,错过这个机会太可惜了。”
查全性回忆,1977、1978那两批学生一进来之后,整个高校教学工作就变了样。在那种情况下能考得较好成绩的人,一般都是在极困难条件下坚持自学的有志青年。“现在人们似乎把倡言恢复高考都归功于我。其实当时绝大部分人都有此想法,我只是有机会说了几句真话。”
(撰稿:《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陈栋栋)
编辑:张伟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9年第18期)
2019年第18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