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第13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王红茹|北京报道

时至年中，又见经济大盘点。

国务院总理李强在7月6日主持召开的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经济呈现回升向好态势，一季度实现良好开局，二季度延续恢复态势。

此前在6月15日国新办举行的2023年5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付凌晖表示，5月份，国民经济继续恢复。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政策持续显效，生产需求稳步恢复，就业物价总体稳定，转型升级持续推进，经济运行延续恢复态势。

同时也要看到，世界政治经济形势错综复杂，对我国发展带来诸多影响。表现在数据上，5月经济数据同比普遍回落。

比如，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1.7%，比上月回落1.8个百分点；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5%，比上月回落2.1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7803亿元，同比增长12.7%，比上月回落5.7个百分点；1—5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188815亿元，同比增长4.0%，比1—4月份回落0.7个百分点……

怎么看待当前我国的经济状况？我国经济前景到底如何？李强总理在7月6日召开的专家座谈会上表示，对当前经济形势，要全面、辩证、长远地分析研判，既看一般性也看特殊性，既看增速也看结构和动能，既看国内也看世界，既看当下态势也看长远趋势。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只要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发展信心，完全有条件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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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运行延续恢复态势，上半年动力略显不足

一季度GDP增长4.5%，这一数据远高于2022年底市场的一致预期。但是进入二季度之后，各项经济数据均有所放缓，通胀指标明显走弱，内生需求不足的问题凸显。尤其是5月，一些生产需求主要指标同比增速有所回落。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日前接受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访谈时表示，综合同比和环比数据来看，当前确实存在有效需求不足带来的内生动力不足问题。而有效需求不足的一个直观表现是价格疲软，价格的持续疲软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6月份，CPI同比持平，环比下降0.2%。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莉娟7月10日解读称，从环比看，CPI下降0.2%，降幅与上月相同；从同比看，CPI由上月上涨0.2%转为持平。

“当前，CPI涨幅总体低位运行，核心CPI涨幅也处于较低水平，是受到国际环境复杂严峻、世界经济低迷、国内需求仍显不足，以及上年同期基数较高等多重因素影响，总的来看是阶段性的。”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说。

从投资看，亦不乐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5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0%，民间投资则下降0.1%。“说明民间投资的动力不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特约研究员许宪春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

从三大领域固定资产投资看，投资增速也在不同程度地回落：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7.5%，增速比一季度回落1.3个百分点；制造业投资增长6.0%，增速比一季度回落1.0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7.2%，降幅比一季度扩大1.4个百分点。

“固定资产投资有关指标增速回落，说明确实存在经济内生动力不足的问题。”许宪春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内生动力不强的短期表现，是总需求不足；中长期表现在供给端，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

4月28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经济运行实现良好开局”，但“内生动力还不强，需求仍然不足”“推动高质量发展仍需要克服不少困难挑战”。

针对当前经济面临的需求不足、内生动力不强等问题，会议强调，恢复和扩大需求是当前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关键所在。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形成扩大需求的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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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经济复苏进程并未中断

5月份经济数据的回落，是否意味着经济复苏进程的中断，成为众所关注的焦点。学者对此问题的看法基本一致。

“当前经济复苏进程并未中断，但恢复的斜率可能比很多人预期的要慢一些。”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表示。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在不确定性中复苏是当前经济的基本特征，其中包括了两个关键词：不确定性和复苏。“不确定性”是指复苏环境的不确定性并未持续收敛；“复苏”是指我们正在努力摆脱三年来全球疫情等因素综合造成的负面影响，推动经济回归正常轨道。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亦认为，上半年整体经济仍处于复苏当中，只是复苏的程度相对而言比预期要弱。

许宪春表示：“中国经济遭受三年疫情冲击，恢复需要一个过程，目前处在曲折的恢复过程中。”

但是，在复苏过程中，中国经济领域出现了一些需要重视的现象。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教授刘晓光表示，应重点关注“五个20%”，即青年群体调查失业率突破20%、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 20%、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同比下降20%、房地产新开工面积同比下降20%、消费者信心指数缺口高达20%。

“这‘五个20%’不仅对中国经济复苏进程产生了巨大干扰，也表明相关领域的压力已经突破自我修复能力，如不及时治理，将会危害中国经济向第二和第三阶段复苏的顺利转换。”刘晓光说。

在他看来，“五个20%”也充分说明下半年要实现从恢复式增长向扩张式增长的转变依然面临巨大挑战：宏观经济的恢复还不充分，总需求相对不足，与长期增长轨道还有较大差距；微观基础修复尚未充分展开，各方面预期还较低迷，各方面矛盾开始充分暴露；经济复苏的良性循环尚未有效建立，局部领域恶性循环轮番冲击，需要通盘考虑尽快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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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以高质量投资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

总需求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是投资和消费。目前，基建投资已成为应对当前三重压力，实现经济稳增长的重要抓手。回顾我国发展历程，无论是1998年积极应对亚洲金融危机，还是2008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加大基础设施投资都是刺激经济的一个重要手段，并产生了持续性影响。

针对当前投资瞄准传统基建，李迅雷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们过去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一旦经济不行了，马上想办法进行投资，而且主要还是进行传统基建投资”。

今年以来，我国传统基建投资增速不小。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5月份我国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7.5%，接近10%。

“基建投资增长接近10%，投资项目是不是都能够有比较好的投资回报率？是不是都能够提质增效？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可能就不是一个高质量的投资。”李迅雷说。

他举例称：“比如，从成都到重庆，已经修了成渝中线、西渝、渝昆三条高铁，而且各大城市也都在修地铁，看上去都是民生工程，但是到底要修多少才是合理的？”

李迅雷提出这个观点，是基于当前我国人口已经出现负增长的现实，而且不少中小城市不仅自然人口减少，还出现净人口流出。对此，他认为投资要进行充分的科学论证。

“比如预期投资回报率是多少？要提出比较好的方案，而不是为了稳增长而去投资。投资的目的应该为了高质量增长，这就需要思考所投的项目是不是跟高质量增长相吻合。”李迅雷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

去年我国120万亿国内生产总值中，固定资产投资是39.8万亿，投资率是37%。而美欧等发达经济体，包括印度，其投资率仅20%略高一点，相比之下，中国的投资率一直走在世界前列。

尽管如此，当前我国在投资领域也遇到了新问题——缺少好项目。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兼新闻发言人姚景源日前表示，今年3月全国入库项目是3.4万个，比去年同期下降了接近10%。

“现在投资需求不足的问题比较明显，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1%，1—5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4%，回落了1.1个百分点。其中国有控股投资增速高位回落，民间投资增速在低位上继续回落。”许宪春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

民间投资罕见出现负增长，致投资增长低迷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通过政府投资和政策激励有效带动全社会投资”“鼓励和吸引更多民间资本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和补短板项目建设”。

但是近期我国的民间投资却罕见地出现了负增长。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1—5月我国民间投资同比下滑0.1%，比整体投资增速低4.1个百分点，大幅低于国有投资8.5个百分点的增速。

“民间投资不振是投资增长低迷的原因之一。疫情以来，民营企业受到的冲击较大，2020—2022年，民间投资平均增速仅为3%，比同期的整体投资平均增速低了1.3个百分点。这也表明我国民营企业对未来经济发展的前景持相对谨慎的态度。”许宪春说。

一直以来，我国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约54%，堪称投资界的主力军，也是创造就业的重要力量。在学者看来，目前民间投资不振、民间投资意愿不足的背后原因，主要是由于整体经济增速在下滑，导致投资回报率下降。

“其实经济下行很正常，在经济长周期中，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始终保持投资的旺盛，所以对这个问题应该更加长远来看，不能说当前遇到了什么问题，马上就解决，还是应该着眼于长期。”李迅雷说。

在他看来，民营经济投资意愿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内需，在于消费端，“因此，重点和抓手还应该放在促消费方面”。

在投资不畅的情况下，黄群慧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拉动经济更多的还是要依靠消费，“但这并不意味着投资没有意义，补短板、促升级等方面的投资都是有意义的，但是拉动经济最根本的动力还在消费。我国的消费水平相比发达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占比，还是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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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动消费的重点是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

拉动和提振消费靠什么？

李迅雷的回答简单明了：“重点在于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只有收入高了，消费才有可能跟着提高。”

黄群慧表示，从过去三年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平均增速来看，确实是在下降。“疫情之前，我国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速基本上是在8.5%以上，到去年第四季度增速已经降到5.0%，今年第一季度虽然稍微有点回升，也只有5.1%，相比以前还是有很大的差距。有钱才能消费，没有好的收入预期，大家不愿意也不敢去消费。”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了未来5年我国发展的主要目标任务，其中包括“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从数据看，今年一季度，我国经济增长是4.5%，而城乡居民收入增长3.8%。显然，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的目标并未达到。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分析，当前中国宏观经济的一个突出特点，货币信贷快速扩张已经近3个季度，但增长、通胀均未有明显回升，这与历史上的几轮周期是不一样的。造成这种问题的直接原因是居民的资产负债表受损，2022年中国居民资产负债表可能出现了2011年以来的首次收缩，在2023年上半年可能还未回到2021年时的高点。

“当私人部门的资产负债表收缩时，私人部门对未来的信心变差、支出行为更加谨慎，倾向于将存款完全用于储值功能而非消费，在经济运行上就突出体现为内需不足、预期较差。”彭文生说。

当前，我国居民的储蓄存款居高不下。央行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5月末，我国人民币存款余额274.91万亿元，同比增长11.6%，增速比上月末低0.8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高1.1个百分点。

居民储蓄存款持续增长，意味着可以有更多的资金用于投资和消费，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充足的资金来源。但过高的储蓄率,必然伴随着投资或消费的不足，尤其是超大规模的储蓄存款背后，结构不均衡问题凸显。

李迅雷在对我国居民的存款结构进行研究后发现，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比较缓慢，而且收入占比也比较低。

按全国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组，2022年，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3.2%，比5.0%的全国平均水平低1.8个百分点，中间偏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4.7%，比全国平均水平低0.3个百分点。

“这些都是属于长期累积下的结构性问题。”李迅雷表示，中低收入群体是消费的主体，如果主体的消费收入占比较小，增长也比较缓慢，对于提高有效需求难度就比较大。而提高中低居民收入，需要通过结构性改革来解决。

“当存量的调整有困难，增量的补充还是需要的。因此要精准施策，针对低收入群体、失业群体、低保群体以及老龄化加速过程当中的养老金补充等方面，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李迅雷说。

在黄群慧看来，消费低迷的主要原因是居民对收入预期的不确定，而收入与就业密切相关，收入是就业的函数。

“目前我国16—24岁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20.8%，如此之高的失业率，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黄群慧通过《中国经济周刊》建议，扩大消费首先要扩大就业，当前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要解决年轻人的就业问题。

刘尚希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就业和居民收入关乎社会稳定和基本民生，将稳就业和稳收入作为宏观政策的重要发力点，是当下的应急目标之一。

“我国灵活就业群体已经突破2亿人，现有的低保救济政策并不能覆盖新出现的困难群体。因此，可考虑在现有政策基础上改进帮扶方式和技术手段，借鉴疫情防控的方式方法，以更加高效、精准地触达目标群体，有效遏制居民资产负债表的收缩和居民生计风险的蔓延。”刘尚希说。 

加力提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针对有效需求不足带来的内生动力不足问题，近来，“要加大宏观政策配置力度”的呼声高涨。

为推动经济运行持续复苏，近来，多个部委接续出台稳经济政策，释放积极信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栅洁近日撰文指出，我国经济运行持续整体好转的基础仍需巩固。要加快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精准有力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要促进消费持续恢复，持续提升传统消费，加快培育新型消费，不断壮大消费热点。此外，进一步扩大民间投资准入范围，鼓励和吸引更多民间资本参与国家重大工程项目和补短板项目建设。

财政部部长刘昆6月26日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表示，下一步，加力提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密切跟踪地方和部门预算执行情况，强化预算执行和国库集中收付管理，全面提升资金支付效率，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完善税费优惠政策，支持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及时解决经营主体反映的突出问题，持续整治涉企违规收费，防止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认为，要扭转当前的经济形势，必须依靠宏观政策的发力，而具体的政策选项则需要权衡政策目标与政策约束。当前最合适的宏观政策组合应改为货币宽松、谨慎的监管放松以及积极的财政扩张。

彭文生具体分析，由于私人部门资产负债表受损、债务负担仍在高位，温和的货币宽松能够起到的作用较小。大幅度的货币宽松虽然有可能明显降低私人部门的偿债负担，但却面临银行经营风险以及汇率波动的双重制约。审慎监管政策如果大幅放松，虽然可能直接刺激房价上升，但也将导致资产价格与债务更加不可持续，进一步积累中长期的经济风险。

彭文生认为，目前中国的财政政策仍有扩张空间，狭义政府债务仍有扩张的空间，但政府债务扩张的空间也是非常宝贵的，要用于既能提振短期增长又有利于中长期经济进步或者有明显社会效益的地方。

“在财政政策方面，当前可以考虑适当调整年度预算安排，通过财政货币政策的协同，打破财政的‘不可能三角’（即政府不可能同时实现积极的财政政策、减税和控制债务这三个目标）。这个问题，国外已有类似实践。比如在居民收入断流的紧急状态下，可以采取财政货币一体化政策措施。疫情发生的三年里，很多居民和家庭收入陷入困境，在此背景下，我国也可以考虑类似的政策安排。”刘尚希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表示。

刘元春认为，财政政策需要重新定位，做到真正积极。一方面，应建立新通道，直接向民营企业输血补贴；另一方面，中央财政在支出节奏和总量上可以有所作为，在稳定房地产投资、补充地方项目资本金等方面，借助更多政策性金融工具进一步发力。

针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有可能对财政发力形成制约，刘元春表示，如果结合资产存量一起来考虑，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并不像很多人想象得那么严重。重要的是要有更加全面深入的一揽子解决方案对地方债务重组等积极行动进行引导。

在货币政策方面，刘元春认为，由于实际利率过高叠加宏观债务率高企，导致经济主体还本付息的成本压力较大，降息的幅度应进一步扩大。

李迅雷认为，应谨慎使用积极的财政政策，不要觉得下半年经济可能走弱了又要出台强刺激，短期政策就要拉动投资，而拉动投资，债务又增加了。

“消费是个慢变量，核心问题在于大家的收入增长预期偏弱，想消费不敢消费，想投资也不敢投资。下半年工作的抓手还是在于促消费，让大家有信心。”李迅雷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过去一旦经济出现低迷，财政补贴的钱多花在了企业层面，今后政府支出的钱还是要多花在老百姓身上，花在民生领域，这样更有利于促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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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前景应当充满信心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2023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较为稳健：GDP增长5%左右。在2021年和2022年，中国GDP增速目标分别为6%以上和5.5%左右。

对于设定GDP增长5%左右的年度经济增长目标，许宪春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这是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后确定的。今年达到5%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不成问题，我估计可能还会高一些，在5.5%～6%之间。”

“这样预判并不意味着今年的经济发展会有多么好，而是因为去年的经济基数低。而明年基数低的因素就没有了，接下来如果没有一系列政策措施出台，很可能经济增速会回落。”许宪春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

但许宪春同时表示，“近年来，虽然受疫情影响，发展环境复杂、困难重重，但是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把握好这一点，就能在危机中逆势而上。”

正视问题、直面挑战是解决经济发展难题的关键。

在7月6日主持召开的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强指出，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恢复和产业升级的关键期，结构性问题、周期性矛盾交织叠加。实现经济运行持续整体好转、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必须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努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李强强调，要注重打好政策的“组合拳”，围绕稳增长、稳就业、防风险等，及时出台、抓紧实施一批针对性、组合性、协同性强的政策措施。

在7月6日召开的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与会专家表示，尽管当前面临不少困难挑战，但更有许多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的累积，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前景应当充满信心。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23年第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