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首席评论员  钮文新

央行针对未来一段时期的政策表述，当然是市场高度关注的事项。3月30日，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今年第一季度例会召开。从会议透出的信息看，针对当前“国外疫情持续，地缘政治冲突升级，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国内疫情发生频次有所增多，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等特点，央行将“强化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加大稳健的货币政策实施力度，增强前瞻性、精准性、自主性，发挥好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主动应对，提振信心，为实体经济提供更有力支持，稳定宏观经济大盘”。

具体而言，从总量上，货币政策要“进一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增强信贷总量增长的稳定性，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

从结构上，货币政策要“用好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实施好碳减排支持工具和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综合施策支持区域协调发展，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的支持”。

从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第一，引导大银行服务重心下沉，推动中小银行聚焦主责主业，支持银行补充资本，共同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发展，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第二，完善市场化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优化央行政策利率体系，加强存款利率监管，着力稳定银行负债成本，发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效能，推动降低企业综合融资成本；第三，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引导企业和金融机构坚持“风险中性”理念，加强预期管理，把握好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平衡，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第四，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完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努力做到金融对民营企业的支持与民营企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相适应，以促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为目标完善绿色金融体系；第五，维护住房消费者合法权益，更好满足购房者合理住房需求，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和良性循环。推进金融高水平双向开放，提高开放条件下经济金融管理能力和防控风险能力。

这些具体措施中的看点很多。首先，增强货币政策的“前瞻性、精准性、自主性”，以及“发挥好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主动应对，提振信心”的表述，至少让我们看到货币政策摆脱被动，摆脱美国货币政策干扰的希望。应当说，这是一个重大进步。但是，央行是不是还需要进一步树立“不唯书、只为实”的工作作风、大力摆脱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的束缚？恐怕央行还需要痛下决心。

其次，“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字样再度回到表述，而且再次指出“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但是两个问题：（一）要稳定银行负债成本，不能仅靠“加强存款利率监管”，而央行必须考虑。当老百姓的储蓄存款不断减少、贷款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如何解决商业银行长期流动性日趋紧张的问题。（二）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央行强调“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平衡”是否合适？实际上，均衡是货币主义理论的假设前提，但这个条件在实际经济运行中是否存在？如果非要按照“数据模型”去力求均衡，那实际经济会不会遭受损失？希望央行能以唯物辩证法的观点看待均衡问题。

除货币政策外，近日央行另一大动作，或许更应引起市场重视。这个大动作是：中国人民银行印发《关于做好2022年金融支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按央行说法，《意见》是要“接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稳定宏观经济大盘提供有力支撑”。

我们应该看到，乡村振兴战略才是中国最大的内需战略，是中国经济内需长久强劲的核心动力，也是确保中国经济、人民生活长治久安，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手段。从《意见》的条款看，金融支持的领域涉及中国农业从基础设施、到农田管理、生产加工、技术攻关和仓储物流等全产业链。更为突出的方面是：强化对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人居环境改造等重点领域的中长期信贷投入，以及支持农机装备研发企业发行信用类债券、支持发行乡村振兴票据。

毫无疑问，乡村振兴必须要有长期金融工具的支撑。过去我们看到过，央行以再贷款作为支持乡村振兴战略的手段，现在又有了标准化债务方式，那央行是不是可以将这类债券和票据当成基础货币工具？

其实，温铁军教授早就有过这方面的建议，他希望央行能够把中国农业“上百万亿的沉默资产”当成央行货币发行的依据，而我们认为，温铁军教授的建议是值得认真考虑的。中国央行确实应当考虑将人民币货币之锚，转向中国自己的优质资产，而不是继续绑定美元，或绑定“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平衡”，这应当更加符合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责编：姚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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