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孙冰 | 北京报道

今年春节前夕，在深圳市一家高科技公司工作的王先生收到了一笔来自于“深圳市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的“2021年度产创奖”，总额有3万多元。王先生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除了自己，身边不少在深高科技企业工作的朋友也收到了这样的“现金红包”，而且金额相当可观，基本万元起步。

据记者了解，这个“大红包”实际上是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放的，其实是深圳市针对特定人才的个人所得税返还，返还后相当于实现了25%的个税封顶，相对于最高45%的个人所得税税率，返还力度相当大。

2021年7月，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发布《2021年度深圳市产业发展与创新人才奖申报指南》的通知，其中规定，在深圳登记注册的金融机构和创业投资企业中2020年度应纳税工资薪金所得额在70万人民币以上的，以及其他申报人2020年度应纳税工资薪金所得额在5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可以申请税收返还的奖励。

而这份申报指南的政策依据是早在2016年10月，深圳市人民政府印发的《深圳市产业发展与创新人才奖实施办法》，其中明确，深圳市政府每年在市本级财政预算中安排10亿元专项资金，作为产业发展与创新人才的奖励资金。

深圳此举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1月29日晚，经济学家管清友发了一条微博：政府发“退税红包，个税25%封顶”，改革开放先行区真香！吸引世界顶尖人才，降税是个好办法。中国创新第一城深圳，走出关键一步。都学学。

深圳为何会为这些身为高收入“打工人”的高级人才推出个税返还大红包？其他省市地区会跟进吗？有无全国推广的可能？

争议：提高起征点，还是降低税率？

适度降低个人所得税，增加劳动者收入，以拉动消费，这是每年两会，代表委员和百姓都最为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

代表委员提出的提案议案建议中，主要观点有两个方面：一是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比如有代表委员建议从现有的5000元提高到10000元；二是降低个人所得税的税率，尤其是45%的最高税率，因为我国的最高税率标准目前明显高于新加坡，也高于欧美等发达国家。

但这两种方式之下，得到更多优惠的群体是有差异的。一位有着十几年税务工作经验的财务主管帮记者算了这样几笔账。

假如劳动者年薪为12万元，个税起征点为5000元提高到10000元后，每月少交个税80多元；如果还能享受教育、养老、购房等抵扣，实际少缴纳的个税一年累计可能只有几百元，最多千元左右。

假如劳动者年薪为30万元，个税起征点从5000元提高到10000元后，一年缴纳的个税会从19000元左右降到9600元左右，降幅近50%。

假如劳动者年薪为120万元，如果按照深圳市的做法，最高税率从45%降低到25%封顶，那么一年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会从295000元降到233000元左右，降幅20%左右。

该财务主管对《中国经济周刊》分析，提高个税起征点从5000元提高到10000元，听上去确实激动人心，但对于收入万元左右的劳动者来说，因为本身各种抵扣之后，所缴纳的个税本就比较少，因此即使所有收入都在免征范围内，但真正得到的实惠并不多。高收入人群，比如百万年薪的劳动者，当然也影响较小。而收入30万左右的劳动者是“最划算”的，他们少缴纳个税的幅度是比较大的。

由此可见，深圳此举的主要目的，是让利于高收入的“高级打工人”。

关键：区分高收入者是劳动所得还是资本所得？

在去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国家会计学院院长秦荣生就提交了关于降低个税最高税率、减少税率级距等建议。

他建议，政府相关部门应对当前工资薪金个税税率和级距进行调整，即最高税率由45%降低至25%，减少税率级距，以5%、10%、15%、20%、25%五级税率；但对于资本利得税的税率可从现在的20%提高到30%，以平衡两者之间的差距。

“其实个税的起征点不是最重要，个税改革真正要动的应该是降低税率和扩大级距差。”秦荣生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

“中国的个人所得税税率在全世界也算是比较高的，而且目前收入达到25%税率的征税主体还是劳动者，本质也是工薪收入者，实际上是征不到‘老板们’的税的，但资本所得所承担的税收责任太低。而且真正的富人也可以以各种方式避税，比如把个人消费转化为企业消费，吃饭、用车、买东西……都可以作为公司成本预支。但再高级的打工人也是打工人，其个税都是由企业代扣代缴的。”秦荣生表示。

“过高的税率可能会助长富人避税动机，因此针对高收入人群，需要区分‘拿工资的’和‘拿股权的’，即收入是劳动所得和资本所得，前者应该税收返还和奖励，后者则应该加大税收力度。”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专聘研究员李巍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

李巍认为，争论背后的根本性问题是对“高收入者”的认定问题，年收入百万的“高级打工人”算不算高收入者？

“中国的高端人才大都集中在北上广深等主要城市，这些城市的住房医疗教育等关系民生的生活成本极其高昂，必须给高端人才匹配相应体面的收入，免除他们的生活压力，以专注于智力供给。”李巍说。

深圳为何要为“高级打工人”降税？答案显而易见：“抢人”，尤其是吸引更多的高端人才。

来自深圳市统计局、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末，深圳市常住人口1756万人，其中拥有大学（指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为506.59万人，约占28.85%；深圳各类专业技术人才198万人，技能人才总量396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138.6万人；深圳引进国内人才18.57万人，引进海外留学人员2.06万人，全市累计认定海内外高层次人才1.7万人；从1999年迎来第一位院士，到2013年诞生首位本土院士，截至目前，深圳全职院士人数已达72人……

实际上，为了吸纳人才，甚至在全球范围内招贤纳士，北上广等各地都出台了针对特定地区、特定行业、特定时期或者特定人才的税收优惠政策，但是覆盖人群都比较小，深圳每年拿出10亿元如此大的手笔，确实堪称开了先河。

建议：降税是中美人才竞争的关键，“北上广”要跟进？

李巍认为，对高端人才采取必要的税收政策调整，降低他们的税负，已经成为一个重大的国家战略问题。他还特别强调，个税调整问题不能只局限在地区竞争的视角，也要从国际竞争的角度去理解和思考。

“中国现在发展面临最重要的外部环境，就是中美关系。美国对中国采取的是‘全面竞争战略’，也就是说，竞争会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为中美关系的核心主题。而我认为，中国在与美国的竞争中，两个最大的短板，一是金融（美元霸权），二是科技，但这两大产业都是人才主导型的产业，竞争的核心都是人才。”李巍表示。

在李巍看来，美国的华尔街和硅谷集中了来自全世界的资本和人才，这种情况不改变，中国就无法与美国竞争，因为一个国家是无法对抗全世界的，因此，中国也需要在留住本国人才的同时，也吸纳来自全世界的人才。

“吸引人才，就要为人才提供更好的成长环境和生活待遇。目前的情况是，中国的用人单位提供给人才的报酬在不断提高，但税收制度的稳定性和保守性，与科技创新人才所需要的条件，出现了不匹配，这就导致在一些情况下，我们的税收制度已经成为我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吸引人才的障碍。比如上海和香港在吸引金融人才方面，上海就因为税收政策，而常常处于下风。”李巍说。

李巍和秦荣生都表示，非常认可深圳在这方面的尝试，尽管类似举措在全国范围内还没有推广的基础和可行性，但对于北上广等高端人才聚集的城市，是可以借鉴的。

“在目前全国性降个税的空间不大的背景下，深圳的做法是个很好的办法。尤其是未来深圳希望建成‘科技之都’，吸引更多高科技人才，尤其是吸引更多海外和归国人才，深圳才能有竞争力。”秦荣生说。

“目前，作为‘中国创新第一城’的深圳已经在严肃地直面这一问题，并正在尝试进行重要的改革试验，给其他地方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类似政策其实不需要成为全国性的政策，毕竟高端人才主要集中在少数城市，除了北上广深之外，绝大多数地区不需要，而且地方政府的财力也无法实现。我建议，在不挑战国家整体税收制度的前提下，北上广深等地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因地制宜制定返税或者税收奖励政策。”李巍表示。

（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责编：郭霁瑶

（版权属《中国经济周刊》杂志社所有，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摘编、链接、转贴或以其他方式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