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首席评论员  钮文新

近日，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科技公司再度出现股价大幅波动，其原因无非是2020年12月，特朗普签署的《外国公司问责法案》被美国证监会采纳，正式生效。

表面看，该法案主要包含两项内容：其一，如果外国公司连续三年未能通过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的审计，将被禁止在美国任何交易所上市；其二，上市公司需披露自己与该国政府的关系。具体而言，《外国公司问责法案》向外国发行人提出的额外披露要求竟然包括：证明自身不被外国政府所有或控制，披露董事会里共产党官员姓名、共产党党章是否写入公司章程等。

针对这样的法案，中国金融业界一般认为这是“歧视”，是“证券监管政治化”。这样的观点没错，但是不是更应当看到：这是资本、尤其是科技资本争夺战的组成部分？当然。当今世界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剧烈的科技竞争，如何在这场竞争当中获得优势？关键要看一个国家拥有怎样的科技资本实力。必须看到，当今科技进步，哪怕是一丝一毫的进步，动辄就要耗费上万亿的成本。什么概念？按照京沪高铁造价，1万亿元可以铺设6000公里，如果是一般性的铁路，那会铺设几万公里，这都是确定性的成本；但芯片从14NM到7NM需要多少钱？1万亿元是否够用？这是问号，既“不确定”。这就是传统经济和新经济的巨大差异。

必须明确：当代高科技引领之下的新经济发展，仅有钱是不行的，但没有钱、没有难以计数的资本堆积却是万万不行的。

站在这样的一个角度去看美国，为什么他们敢于无视所谓通胀风险而连续10余年实施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仅仅是为了制止经济衰退？当然有这个目的，但更为重要的是：通过长期的货币宽松长期推高股市，通过长期推高股市让企业获得大规模股权资本支持并推动企业科技实力的快速发育，通过推动企业科技能力提高其资产价值，进而消除债务泡沫、消除股价泡沫，并给整个国家经济带来良性的预期，提高国际控制力。

真是这样？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早就说过：基础货币是永远不必归还的债务，它相当于国家资本。这种把央行基础货币视为国家资本使用的过程，学界称之为“货币资本化”，伯南克认为，这是一个国家扩张股权资本，消除债务泡沫的唯一路径。扩张股权资本的过程，既是消除债务泡沫的过程，也是强化科技投资的过程，二者相辅相成。

另一位美联储前主席耶伦也明确指出：10年的宽松货币政策已经使美国企业长期稳定的股权融资提高了100%，最不稳定的短期货币融资下降了50%。这些话当中，实际都包括了美联储为什么长期坚持量化宽松的真实意图：强化金融市场生成资本、尤其是股权资本的能力。毫无疑问，从资本性质上看，唯有股权资本才与高科技发展相匹配。

明了上述逻辑之后，可以得出结论：在科技争夺战面前，股票市场就是科技资本争夺的战场，一个国家必须想方设法让股权市场进入良性循环状态；基于当代高科技发展所需资本规模大到难以想象，必须重新认识股票市场泡沫问题，科技公司没有足够的市值就没有足够的资本堆积，就不可能较快实现技术突破。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认识到当代科技进步需要“难以想象的巨额资本”去支撑，那是否还能指望科技发展仅靠“传统认知之下的企业利润、国民生活结余、政府财政”去投资就足够了？实际上，在企业利润越来越低，国民生活剩余越来越少，政府收入越来越艰难的背景下，必须要有“超常规的手段”？这个超常规手段是否包括货币政策创新带来的“货币资本化”？

站在这样的高度上再看中国金融业界的认知，是否存在差异？是否存在误判？

责编：姚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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