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邹松霖 | 北京报道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要饮水思源，决不能忘了老区苏区人民。”这是在今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的话。

革命老区是共和国的根。党和国家一贯十分关注革命老区建设发展，十八大以来，一系列加快老区振兴发展的方针政策和扶持措施出台，形成了支持革命老区“1258”政策体系，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动力活力空前。

由于自然、历史等多重因素影响，一些老区发展相对滞后、基础设施薄弱、人民生活水平不高的矛盾仍然比较突出，脱贫攻坚任务相当艰巨。

打赢老区战场的脱贫攻坚战，只有依靠不断改革开放，积极探索、创新实践。

发展出题，改革解题。

（《中国经济周刊》首席摄影记者 肖翊 摄）

聚焦于此，7月29日，人民日报社《中国经济周刊》在北京组织召开了“中国革命老区脱贫攻坚经验交流会”。来自中央部委的有关专家学者，以及来自全国有代表性的6个革命老区贫困县主要负责人共同交流脱贫攻坚的实践经验，探讨精准扶贫的可持续创新举措及发展路径。

在“产业扶贫”老题目下，还能做怎样的新文章？

产业扶贫是稳定脱贫的根本之策。

这既是各地共识，也在各地生长出不同的实践版本。

湖南花垣县委书记罗明，以支持“矿业转农业”，引导“老板带老乡”，鼓励“农民成社员”这15字概括花垣的产业扶贫经验。

罗明（《中国经济周刊》首席摄影记者 肖翊 摄）

具体来说，花垣县投资15亿多元建设国家农业科技示范园，引导“矿老板”转型发展特色种养业。全县共形成茶叶、烟叶等特色种植规模34.69万亩。以龙头企业引领，130多家企业（合作社）联系带动贫困群众6535户24512人发展产业。并鼓励“农民成社员”，打造“脱贫致富利益共同体”。

与花垣县建立“造血”机制破题不同，山西武乡以电商扶贫作为老区脱贫攻坚新引擎。

山西省长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武乡县委书记胡坚介绍， 以武乡县上司乡岭头村为例，2016年，村里率先启动实施“整村微店”模式，带动贫困户在手机上开微店，将小米、黄梨、核桃、土鸡蛋等原生态特色农产品卖到全国各地。短短一年多时间后，全村发展微店100多个，销售突破100万元，带动26户贫困户户均增收5000多元，当年实现整村脱贫。

胡坚（《中国经济周刊》首席摄影记者 肖翊 摄）

而在突出品牌引领方面，武乡县创立了“武乡小米”区域公共品牌，并通过电商将小米卖到了全国各地和美国、加拿大等国家。

产业可以下乡找人，人也可以主动出击寻产业。本地产业发展有限，则打造劳动力转移就业。

“赤城司炉工日渐走俏京城，成为赤城农民的金字招牌，被评为‘河北省十大劳务品牌’。”河北省赤城县委书记郭新耀介绍，赤城坚持“深化劳务协作，打造就业品牌”。

郭新耀（《中国经济周刊》首席摄影记者 肖翊 摄）

赤城完善了贫困人口就业“一台账四清单”（就业台账+意向清单、责任清单、岗位清单、效果清单），建立县乡村“三级联动劳务输出网络体系”，将全县10万多名劳动力信息录入数据平台，同时依托驻京流动党委，深入开展“服务首都、服务家乡”活动，采取“定单式”“委培式”“点菜式”培训方式，打造“业务精、服务优、口碑好”的赤城劳务品牌，目前已推动在京就业2.31万人。

地方实践因地制宜，与会专家也提出自己的关切。

国务院参事、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副理事长汤敏认为，在产业扶贫问题上，现在过多地强调了农业产业，而没有大块的工业产业，“农业产业因为同质化普遍，供给一多价格就降低了，现在已经风险越来越大。”

汤敏（《中国经济周刊》首席摄影记者 肖翊 摄）

“但是工业能不能下乡？是不是一定要集中在城市？这个也不一定。”他认为，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越南、柬埔寨、南亚等地转移的背景下，可以建议这些拟转移的企业先到我们的贫困地区看一看，对比一下，不要盲目跑到越南、柬埔寨等其他地方去，那里的风险非常大。

扶贫不能过度依赖财政，要更多依靠市场力量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产业扶贫投入应该由谁买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张云华直言，扶贫产业体系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例如，产业扶贫过度依赖财政投入，农村产业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农村的利益连接机制有待完善等等。

张云华（《中国经济周刊》首席摄影记者 肖翊 摄）

张云华认为，统筹乡村产业扶贫与产业政策，发挥政府的统筹引导作用，但应该更多依靠市场力量，建立财政平台。“还是要靠市场力量接续财政力量，这样才能建立一个长效机制。”

河南省卢氏县的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专家的担忧。

“经过两年的实践，金融扶贫‘卢氏模式’成功破解了小额信贷扶贫政策落地障碍。”河南省三门峡市政协副主席、中共卢氏县委书记王清华介绍，卢氏县积极创建“河南省金融扶贫试验区”。

王清华（《中国经济周刊》首席摄影记者 肖翊 摄）

两年来，卢氏县通过建设金融服务体系、信用评价体系、风险防控体系和产业支撑体系，有机衔接、协调联动，形成了卢氏金融扶贫的整体架构；同时，完善帮带路径，推广劳务增收模式、订单农业模式、合作经营模式和产权+劳务模式；带动了产业就业创业，激发了内生动力。

截止今年7月20日，卢氏县累计发放金融扶贫贷款15.2亿元，撬动开发性金融机构长期低息贷款30亿元，县域金融机构存贷比达到51.6%，同比上升了12个百分点，有力夯实了脱贫基础。

脱贫攻坚，金融要素需调动起社会资源，其他要素亦然。

中央党校中国西部人才开发基金会理事长汪文斌认为，“社会力量扶贫，在我们国家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做的还不是很够。为什么这方面还需要加大力度去做呢？一个是社会组织有自己的优势，发挥他们的组织优势，可以把事情做的更有效率。”

汪文斌（《中国经济周刊》首席摄影记者 肖翊 摄）

在汪文斌看来，社会组织做社会建设更在行，扶贫不光是经济建设，社会建设非常重要。在这些方面，脱贫攻坚应该多多依靠社会组织。

产业是扶贫的起点，民生是扶贫的目标

“针对贫困，集中精力三五年加大工作力度去干，没有不成功的，但是要把它持续下来、稳定下来、巩固下来还是很难的。”

这是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宋洪远为老区脱贫攻坚提出的忧虑。

宋洪远（《中国经济周刊》首席摄影记者 肖翊 摄）

汪文斌也认为，尤其是脱贫以后持续、长期地做。“软的方面你不管就会有问题，脱帽以后要防止感冒，帽子摘了，感冒了怎么办？素质和抵抗力是导致感冒最主要的原因。”

如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怎么解决返贫问题？怎么样巩固已有的脱贫攻坚成果、扩大成果、实现持续建设？

这是本次会议，与会官员和专家们共同关注的焦点。大致的共识是，产业是扶贫的起点，民生是扶贫的目标。

湖北红安首先聚焦在百姓健康上。“脱贫奔小康，基础在健康。”

湖北红安县委副书记、红安县县长刘堂军介绍说，近年来，红安县针对因病致贫、返贫人口占全县贫困人口61.4%的实际，将健康扶贫作为脱贫攻坚的基础性、长期性工程，治病根、拔穷根，取得了明显成效。

刘堂军（《中国经济周刊》首席摄影记者 肖翊 摄）

截止今年6月底，该县累计救助住院贫困患者12.1万人次，住院医疗总费用7亿元。其中个人自付5918.3万元，实际住院报销比例达91.5%，较政策实施前提高了34.5%；个人次均费用仅491.1元，下降了81.8%。健康扶贫系列政策措施的实施，累计帮助12000余名贫困患者恢复了劳动力。

四川营山则提出，“扶贫先扶智，治贫先治愚”。推动教育优先发展，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四川营山县委副书记朱胜国介绍，营山把教育扶贫作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策，53个乡镇中心校全面达标，无一名学生因贫失学辍学。

朱胜国（《中国经济周刊》首席摄影记者 肖翊 摄）

在营山“五长五包”工作机制下。县长包片、局长包校、乡镇长包村、校长包班、村长包户，五方联动，重点关注贫困生、后进生、留守儿童等群体，采取“一对一”“人盯人”“月月访”等措施，确保每名义务教育学生有人跟踪，实现义务教育学生全部入学。

学生如此，对师资也作出补强。

针对偏远农村学校师资短缺、学科不配套的现状，实施乡村教师支持计划。通过公费师范生、特岗教师计划等，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近三年补充教师1393人，全面落实乡村教师补贴和生活补助。

2020年之后——发展出题，改革解题

当目光超越经济建设之一隅，关注到健康医疗资源、教育资源，这种更具纵深的战略考量，已经将老区脱贫攻坚与推进就地城镇化链接起来。带给老区的也将是更长远、也更具创新性的脱贫攻坚解答。

中国社会科学院贫困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吴国宝认为，要跳出农村来考虑农村贫困地区的发展。

吴国宝（《中国经济周刊》首席摄影记者 肖翊 摄）

从1986年以来我们国家的扶贫开发，很重要一个因素就是通过不断的创新，从组织创新、政治创新、技术创新等方面不断推动扶贫工作。

“未来老区和贫困地区的发展，需要继续依靠创新来推动和保障。”吴国宝认为，贫困老区要推动下一阶段的发展和创新，需要跳出农村来考虑农村贫困地区的发展，要减少农村人口，推进地方的城镇化，以及推进乡村振兴来解决老区的脱贫规划。

老区逐步脱贫，进入下一道赛段，与较发达地区同场竞技，也面临更激烈的挑战。

汤敏也认为，当进入2020年后，扶贫将面临新的环境新的问题。第一，从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的转换，相对贫困比绝对贫困更难做。第二，农村贫困向城乡地区转移，城市的贫困需要极度关注。

当然，方法总比问题多，我们一直在改革中谋发展。

宋洪远说，这些老区的贫困县正是通过自身的探索和创新改革，解决了很多发展中的问题，通过制度创新来突破障碍。这正应了那句老话，“发展出题，改革解题”。

编审 | 郭 芳

版式 | 孟凡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