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周琦丨全国两会现场报道

文字编辑：谢玮

“屡打不绝的假货，成为危害百姓健康安全、降低幸福感的重要因素，没人比我们警方更迫切希望减少制售假犯罪了。”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特级优秀人民警察郝世玲，已年近六旬，从警约40年。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她准备了一份有关加大打假力度、让制假直接入刑的建议。

近6年假货犯罪判决缓刑比例高

为何制售假屡禁不绝？郝世玲认为，警方在基层执法实践中发现，假货认定难，打假难，执法周期长、成本高。

据了解，制售假电子证据认定难，制售假分子把生产仓储物流环节物理隔离，线上线下跨平台跨国境销售，且证据易销毁，关键环节取证难度极大，直接导致很多制售假案件无法立案。

中国社科院大学对2013-2018年内公布的和假货犯罪相关的16个罪名的裁判文书进行了统计，数据显示整体量刑偏轻：有期徒刑占80%左右，其中90%被判3年以下。对被告人判处的罚金也很低，20万以下的占了90%以上，20万到200万之间的不到10%。

从具体数据来看，被告人被判处拘役而适用缓刑的共计7317人，适用缓刑比例为48.5%，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而适用缓刑的共计47787人，适用缓刑比例为60.19%，6年间拘役和三年以下有期徒刑适用缓刑的比例均有提升。

“很多制售假案件中，或多或少都有惯犯、累犯，为什么？罚得太轻，利润太高！这对一年要办数十上百起案子的警方而言，无异于浪费执法资源。”郝世玲建议，要加大打假力度和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提高制售假犯罪成本，降低制售假入刑门槛，让制假行为直接入刑。要加大惩罚性赔偿，把制假售假者罚到倾家荡产，尤其对涉及食品药品等人身安全的制假售假者要从重处罚，对屡教不改、累犯惯犯从重处罚。

打假难题：电子证据难认定，惯犯累犯多

根据“两高”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几乎所有的侵犯知识产权罪名的入罪标准均以“非法经营数额”或“违法所得数额”衡量。按照司法解释的规定，除侵犯商业秘密罪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以外，其他罪名的入罪标准基本为非法经营数额5万元以上或违法所得数额3万元以上。

但在实际执法中，这给打击制售假犯罪带来了诸多问题。

比如，安踏公司就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卖了上万双假冒安踏运动鞋的售假者自2011年起连续被抓获了3次，其中一次没收了设备，一次进行了行政罚款，最后一次则被判处了缓刑。

2011年底，安踏公司配合执法部门查处了刘某某在福建泉州晋江的售假窝点，但现场仅查获两百余双假鞋，由于未到起刑点，公安只能没收假鞋和售假电脑设备。

2012年夏，安踏公司再次发现刘某某在网上售假，并查到其在江西丰城一商铺中的售假窝点，但质检与公安在现场仅仅查获50多双假鞋，只能再次没收售假电脑设备，并对其罚款。

2013年底，安踏公司终于查到刘某某在江西高安市的制售假鞋工厂和仓库，现场查处6000多双假鞋和相应制假设备，案值数百万元。刘某某被移送司法部门，但最终其只被判处了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并处罚金25万元。

就这样，刘某某一天牢没坐就回了家。

“假货屡打不绝，但警方从未降低过打假力度，没有人比我们警方更迫切地希望减少制售假犯罪。”郝世玲说，打假是很大的难题，仅靠单方难以解决，必须社会各界联合、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让制售假者不敢制假售假。

她建议，为避免浪费执法资源，提高执法效率，要在传统的执法中应用互联网打假新技术，加大对电子证据认定的实践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