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陈惟杉 | 全国两会现场报道

“在金融领域，我国传统上更多地依赖货币政策或金融管制措施进行调控，对税收政策的研究和使用相对较少，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我国现有税收制度与金融产业发展不甚匹配的现象。”全国政协委员、德勤中国副首席执行官蒋颖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

在关于加大金融营商环境改革、促进金融领域税制优化的提案中，蒋颖提出，税收政策工具的使用，不仅能够作用于金融机构，通过税收引导改善金融机构的行为模式，使实体经济参与方间接受益；一些针对特定交易的税收政策工具更有望同时作用于借贷双方，从而直接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

蒋颖说，我国在近年已经推出了一部分税收调控措施，例如对于银行的涉农贷款、小微企业贷款免征利息增值税，以及近期出台的允许符合条件的创业投资企业选择其适用的核算方式以及个人所得税处理等，在实践中已经取得了较为积极的反响和效果。

但她坦言，相对于我国目前的金融业规模和政策需求而言，税收工具整体上在金融领域仍然处于较为“空白”的状态，其政策效应的潜力值得政府部门进一步挖掘和探索。

现行税制严重滞后于金融业现状

在蒋颖看来，现行税制在金融领域的适用不良集中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现行税制滞后于金融创新的速度，以致金融领域的新生事物在税法上“无法可依”。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信托计划等资产支持证券产品已经发展得较为成熟，更多的结构性融资产品呼之欲出，然而相应的税法原则和具体规定仍近乎空白。

其次，现行税制滞后于会计准则的发展，以致金融企业的财税差异日益增大。由于行业特性，金融业税制的设计，一般以尽量减少财税差异为宜，从而降低税务征管成本。国际会计准则在收入确认、金融资产计量、租赁、保险合同等金融业所涉及的关键领域进行了多项重大变革，中国会计准则与之趋同的步伐也日益加快，这就使得与旧会计准则相适应的现行税制将与新会计准则格格不入。以收入为例，执行新会计准则后，金融企业在计算企业的所得税和流转税计税基础时，应沿按旧会计准则还是采用新会计准则口径核算收入，目前仍无明确规定。

再者，现行税制滞后于金融企业的现状，以致某些政策遭遇加重不合理税负的质疑或执行困境。以保险企业的佣金与手续费为例，我国税制长期以来对该项目采用按收入比例限额扣除的做法，最近一次的比例调整已经是近十年之前；而在十年间，我国的保险行业和市场竞争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险企的佣金与手续费实际发生额超出限额已经成为常态。险企合法合理且实际发生的佣金与手续费支出在税前扣除时仍需受限于十年前的比例设定，这无论在政策理念还是实践数据层面都难以获得充分的支撑。另以资产管理行业为例，资管产品的营改增实施日期一再推迟，这暴露出法规出台前准备不足，未充分考虑资管行业实际情况，因而有关规定无法实际执行的问题。相关政策细节的影响同样也会波及到实体经济行业，例如营改增后，企业向金融机构支付的利息是否必须取得后者开具的利息增值税发票才可予以税前扣除，在法规和实践层面仍不够清晰，给企业的税务处理带来了不确定性；若目前对银行利息的税前扣除全部采取“以票控税”式的管理，那么由此可能造成的征纳成本上升等问题也将是决策者面临的政策执行障碍。

最后，现行金融业税制中的部分规定也存在被认为有违税收中性，显失公平的嫌疑。例如，我国给予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境内证券市场取得的股权转让所得以免税待遇；反之，境内机构投资者取得的同类型所得则需征税。业界对于这一处理是否意味着向境外投资者提供了“超国民待遇”有过不少讨论。再如，营改增后，我国在世界范围内开创性地对贷款利息普遍性开征增值税，但对于利息支付方则不予抵扣。这在客观上对融资服务与其他常规的货物或服务商业采购进行了歧视性的区别处理，易被解读为不鼓励融资的信号。

 回应业界呼声强烈的诉求迫在眉睫

为此，她建议，长期方面，应着力于金融业税制在确立税法原则、完善工作机制、建立专业队伍等基础层面的工作；短期方面，应考虑尽快对业界呼声较为强烈的部分现行规定以及实际诉求作出及时回应。

例如，蒋颖提出，应进一步放宽企业所得税对银行业贷款类资产损失的认定条件，降低财税差异。尤其应考虑进一步放宽对于中小微企业贷款类资产的损失认定条件，在减轻银行税负的同时，能够对银行向中小微企业放贷起到鼓励作用，对于化解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题具有积极意义。

又如，取消保险企业的手续费及佣金税前扣除限额，允许企业对该项支出作据实扣除；加速对资产支持证券、信托安排、有限合伙制基金等资本市场新工具的税制研究，尽快出台相关税收政策，以降低市场的不确定性预期；研究贷款利息进项税抵扣制度，以及在现阶段简化贷款利息税前扣除凭证管理要求的可行性，探索通过金融交易税制调整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实现为实体经济减负，优化营商环境的途径。

文字编辑：周琦

新媒体编辑：王新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