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特约评论员 葛丰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7年第3期）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2017年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了今年工作十项主要任务，其中与去年不同的显著变化是，将“切实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放到了“稳妥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金融改革”之前，对金融市场的相关表述也从“创新发展”改为“平稳健康发展”。

这种应时而变符合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所针对的现实情况是，仅去年下半年以来，中央就已四次提及资产泡沫相关问题；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在公报中要求高度重视、努力解决“金融风险有所积聚”这一突出矛盾与问题。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其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为过。中国经济在此前几十年时间里，奇迹般地连续保持高速增长，很重要的支撑因素之一就是，及时掐断了各种内源性金融风险积聚的苗头，并且基本避开了各种外源性金融危机过度传染与冲击。

当然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决定了知、行未必总是合一。譬如从全球范围来看，不仅新兴市场的金融脆弱性不降反升，近几十年来仅大的危机就已在拉美和亚洲相继爆发过，就连通常被认为金融监管水平很高、市场自我修复能力很强的成熟市场，也同样没能避免自2008年起的这一轮国际金融危机，反而因为成熟市场在全球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对世界经济形成了更大的负外部效应。

所以切不能因为中国没有遭遇过金融危机过度冲击，就想当然地以为中国对金融风险天然免疫。要看到随着形势变迁，曾经有效的诸多“防火墙”，已经有相当部分不再适用，譬如严格的金融机构准入制度——在日新月异的新技术环境下，有些原先被认定为私募的行为很容易演变为事实上的公众融资，非法集资的边界日益模糊，因此对金融牌照的控制，未必还能像以往那样一抓就灵。

此外，中国金融稳定的“压舱石”，也在发生不同程度的位移，有些过去长期护卫金融稳定的基础条件，反而在逐渐演变为不利于金融稳定的风险因子。譬如超高的储蓄率，伴随金融脱媒以及货币超发，已经在近期接踵出现的股市、期市、房市、债市价格异动，以及金融机构越来越显著的期限错配等风险苗头中，扮演起风险源头之一的角色。

而且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2008年以来的这一轮国际金融危机之所以格外令人震撼，除了是发生在被认为更具安全性的成熟市场外，更在于这场危机带来了一个严重挑战人类认知极限的根本性命题，即为什么事先没人能预见到危机的发生？

这个拷问深刻提示我们，即使在尚未发现风险警讯、诸事似乎一切如常的情况下，危机也有可能在某个不为人重视的环节悄然发酵并猛然发起致命一击。因此在任何时候，对金融风险的持续警惕，都不会是“狼来了”式的瞎操心；而对金融风险的防范和化解，则必须在实打实的危机意识主导下抓早抓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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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3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