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上金融专家前瞻G20峰会议题

中国经济周刊-经济网讯 （记者 宋杰） 2月26日-27日，G20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将齐聚上海举行会面，在世界经济低迷和金融市场动荡的背景之下，此次峰会备受各界市场人士瞩目。为此，经济网记者采访了有关金融专家针对外界关注的话题进行解读和前瞻。

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朱宁表示，即将举行的上海G20会议应该会较多关注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是美元进一步升值的态势及对大宗商品、新兴市场的冲击；其二是人民币汇率的稳定、走势和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趋势。

在人民币汇率改革方面，人民币走向国际化，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的改革趋势不会改变。不过，由于受到短期美元升值、做空势力和对冲基金看空人民币趋势的影响，短期改革步伐可能会有所放缓，更多地将以应对危机的方式保证市场预期的稳定。央行主要的政策目标或呈现一种“明松暗紧”，表面上仍旧保持改革的进程，但从管理和预期约束来说可能都会有越来越多的限制。

当下，中国的汇率管理对整个全球经济和金融新秩序都非常重要，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很大程度上已经不仅是产品输出国，更是资本输出国。为此，未来中国汇率管理应当注重三个方面，第一需要有更多明确的沟通，第二要让价格形成机制市场化，第三政府要减少对价格形成机制的影响。

事实上，除了美国之外各个国家都有积极管理自身货币汇率的惯例，而这也是普遍现象，因此，中国没有必要刻意辩护自身对汇率管制所做的工作，承认与否市场都会意识到市场上是存在操纵和管制的。与此同时，监管层要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目前海外投资者对人民币做空的心理和缺乏信心也是由于对中国不够了解所造成的。

而要打消市场对于人民币或者中国金融改革的困惑，监管层还要加大信息的披露，比如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企业杠杆率和银行不良贷款率的问题，要与国内外市场进行更坦诚和透明的沟通，以帮助投资者形成正确的预期和信心。

中国金融市场所面对的下一步挑战主要聚焦在人民币国际化、汇率改革和整个金融改革的衔接和配合，人民币汇率改革的阻力并不在于国际投资者而是国内改革的步伐相对缓慢，同时人民币贬值所带来的冲击也比较大，所以，金融部门和非金融部门、经济部门和非经济部门、国内改革和国际改革必须要紧密的衔接和协调，从而在改革和应对危机之间找到理想平衡，而不能因为危机就荒废之前所推动的改革。

而对于新“广场协议”的期待，有更多媒体炒作的成分，与事实有较大距离，当年“广场协议”完成了日元的升值和对日元升值的强烈预期，但这两者不是很适用于目前人民币的情况，当下的期望是中国不要形成强烈的贬值预期，而从监管层来说也希望可以形成一个均衡汇率水平。

在目前全球经济形势下，国际合作与协调非常重要，中国在过去几年通过金砖银行和亚投行扮演了非常积极的角色，在全球金融秩序重塑过程中，主要矛盾在于美元和其他发达国家货币之间的矛盾，以及成熟国家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核心国与新兴市场国家货币之间矛盾。随着全球经济形势、经济体量和增长速度的改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现有经济组织的确需要调整，但在过去一段时间里两个组织的调整速度都没有达到整个经济形势变化速度的要求。

为此，中国与很多发展中国家应当展开更多交流与合作，同时也要与G20中的主要发达国家沟通,促使他们的相关决议反映出新兴市场国家更多的利益和诉求。

关于此次峰会可能比较重要的一个议题——汇率市场的走势，国际市场对新“广场协议”有期待。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金融学教授、中国金融研究院副院长钱军认为，“广场协议”（“ThePlazaAccord”）的背景是在85年以前的5年当中，美元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对其他主要货币尤其是日元和德国马克升值了40%以上，这导致了很多问题，首当其冲就是美国自己的问题，比如美元升值以后美国的贸易逆差达到了当时的天文数字——1200多亿美元，如果这个问题不协调的话，美国国会已经准备好采取各项贸易保护主义策略，所以当时“广场协议”的重要性就是通过各国之间汇率政策的协调来避免贸易战和美国和全球经济状况的进一步恶化。因此，“广场协议”是G5的五个国家，尤其是美国主导，通过对汇率市场的直接干预，让美元在会后的两年内大幅度对日元和马克贬值，贬值幅度达到40%，以此来推动全球金融体系的平衡。当然，到目前为止很多日本和亚洲的经济学家依然认为广场协议最后害了日本，因为日元升值过快，一方面让日本企业丧失了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快速升值的日元让日本企业过度在国际市场投资并催生日本国内的资产泡沫，尤其是房地产市场的巨大泡沫。

诚然，当时的“广场协议”是很成功的，但只是局限于几个发达国家之间的协调。现在的确有召开类似“广场协议”会议的需求，但是要达到之前的效果和目的，几乎是不可能的，当下的国际金融体系比那个时候更加复杂和多元化，同时，各国可以通过包括量化宽松（QE）等“非常规”货币和其他政策来进行宏观调控（首要目的是拯救危机中的金融体系和刺激经济），而QE这类货币政策不被认为是直接干预汇率市场，但其实际结果无疑正是让本国货币贬值，比如美国近几年已经进行了多轮规模空前的QE，而欧洲和日本也同样还在推进大规模的QE，包括日本最近推出的“负利率”来帮助走出通缩陷阱。

反观中国，人民币从去年下半年到现在对一些主要的货币，尤其对美元有贬值，但是钱军教授认为这并不是很多国际市场分析说的“汇率操纵”或者“竞争性贬值”，我国没有打货币战。何出此言？从2015年8月11日开始人民币汇率的价格制定更市场化，这是符合人民币加入SDR（IMF的特别提款权的一篮子货币）的市场定价要求的，更市场化的定价就可能会导致短期内的波动会更大，同时朝市场均衡的汇率水平移动。同时，央行在2015年年底也表态人民币汇率今后是参照一揽子货币的动向来定价而不是只参照一种货币（美元），策略的调整加上更市场化的定价过程就必然导致人民币对美元贬值，对其他主要的货币欧元和日元则应该没有进一步贬值或者是大幅度贬值的动力。

目前（以及今后一段时间），确实有外资在做空人民币，在这点上，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的红线是什么？是不能有恐慌性的资本外逃，这一点远比今年人民币对美元是7还是6.9还是7.1更为重要。在这一点上钱军教授对央行充满信心，他认为中国绝对不会发生恐慌性的资本外逃，因为央行有能力，经验加上足够的外汇储备在必要的时候对境内外汇率市场采取协同调整稳定汇率和资本项目；同时，中国央行和其他有关决策部门要非常清楚地和全球市场沟通，在信息对称的情况下全球绝大部分投资者会同意我们的观点和判断，树立对人民币汇率市场的信心。而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中国应该也会继续走市场化和国际化的道路，不会也不应该关闭资本项目，“我觉得这个关键信息也一定要向世界传递”。

为此，G20峰会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沟通平台，各国应该把自己接下来对于经济形势的判断、看法包括自身政策以及目标进行深入交流，决策者们需要充分沟通，“因为如果我不知道你的目标，你不知道我的动态，这是会出问题的，这样不可能进行协调，因为协调是建立在互相沟通和了解的基础之上，在信息相对来说比较透明和充分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协调。”

钱军教授认为，对于中国来说，第一要和其他国家分享汇率、资本市场、宏观经济的相关政策，阐释我们的目标和方法，以此让G20的官员们对中国有信心，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同时，中国也要和国际市场沟通，让市场也有信心，信心是很重要的，因为在信心不足的情况下即使实际情况比较好，还是可能引发恐慌性的举动，所以增强市场信心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更好、更频繁并且有干货的信息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