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肖翊｜摄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赵明月 | 北京报道

嫣然公益基金财务问题一波未平，广州弃婴岛关停事件又持续发酵。相关慈善组织频发声明，仍难消诸多质疑。

近年来，“慈善”一直是个敏感词。从官方慈善事业遭到公众质疑，到民间慈善机构因运行不规范被官方责令信息公开，处于官方与民间双重压力之下，中国慈善之路一直“步步惊心”。

2月中旬，香港永隆银行董事长、招商银行前行长马蔚华，接过王石的接力棒，当选为壹基金第二届理事会理事长，成为这个中国最大民间公募基金会的掌舵人。

钱从哪里来？又该往哪里去？日前，马蔚华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专访时表示，期盼公益慈善法律法规早日出台，建议将信托机制尤其是独立第三方托管和专业化投资管理等机制，引入公益慈善基金管理，把商业领域的理念和经验移植到公益行业中，推动我国慈善公益事业在透明度与公信力方面的建设。

慈善事业是“第三次分配”

2014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支持慈善事业发展，让每一个身处困境者都能得到社会关爱和温暖”。这是2005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明确提出“支持发展慈善事业”以来，相关表述第9次出现在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

“对于慈善事业发展的问题，提高到总理政府工作报告的高度去重视，是一个信号，也将对整个行业发展起到重要影响。”马蔚华向《中国经济周刊》指出，世界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在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同时，大力发展慈善事业，已经成为弥合社会伤口的良药。在发达国家，一般把慈善社会事业叫做第三次分配，并把慈善事业看作拉动消费、促进就业、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

今天的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规模不再是唯一的指标，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阶层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类矛盾也处于高发期。党的十八大报告在回顾和总结过去工作的时候也指出，现阶段我国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

“在现阶段的中国，公益慈善事业不仅是促使一些社会问题得到及时解决的稳定器，而且也是社会发展的促进器，更是社会价值的凝聚器。”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指出。

“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使一些社会问题被及时发现，并通过公益慈善组织得到解决，贫富之间、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能够不断加深理解，这为缓和社会矛盾提供了有效途径。”王振耀表示。

政府包办慈善已经成为过去时

谈到中国与国外慈善事业的差距，马蔚华用了这么一组数据：“截至2013年6月30日，中国共有慈善基金会3192家，美国已经有6.6万个。美国1998年的时候就有120万个公益组织拥有税前扣除资格，我们只有148个。”

在慈善事业上，中国政府并不缺位。政府一直在大力提倡发展社会公益，很多地方的慈善会基本上是官方和半官方的状态。

但希望工程创办者、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指出：“正是因为过去30年慈善基本上只有政府可以办，民间不能办，政府包办了这个领域，导致中国公益事业发展落后。”

徐永光认为，政府做慈善有一个问题，它既是规则的制定者，又要去做事，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权力越位，结果导致监管缺位。

因此在近年来一系列事件被曝出之后，很多人不再信任官办慈善。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在2010—2011 年向北大教育基金累计捐赠了超过10 亿元资产。解释这样做的动机时，黄怒波表示，他已经失去了对官办慈善机构的信任。

官办公益的困境给民间慈善腾出了发展空间。而此前的数年间，民间慈善的发展一直步履维艰。

中国社会科学院2月24日发布的2014年《法治蓝皮书》指出，未经注册的民间慈善组织在全国有100多万家。大量民间慈善组织由于找不到业务主管单位，只能成为“黑户”。

《法治蓝皮书》还指出，政府过分干预慈善募捐，限制慈善组织发挥作用。由于没有合法身份，这些民间慈善组织活动受限，知名度低，筹款难度大，面对大量本可理直气壮从事的慈善活动只能望洋兴叹。

马蔚华认为：“慈善事业和很多法律制度有关，如私有产业的转承、国家税收等等，这些东西不明确，就会影响捐款的积极性。在国外，很多富豪做慈善的动因就是为了税收优惠。”

马蔚华同时指出：“尽管面临很多困难，2013年，中国民间公益在改革转型、创新发展中取得诸多进步，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每一个人均有平等权利和机会参与公益资源的分配，政府包办慈善已经成为过去，民间公益正迎着春天进发。”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4月，参与芦山地震的135家基金会，半个月内捐赠总额达12.2亿元，超过红十字会系统7.7亿元的捐赠总额。455万人把捐款投给了没有政府背景的壹基金，使之捐赠总额超过中国红十字会和中华慈善总会。

企业管理不是把慈善基金用去做生意

2013年5月，卸任招商银行行长一职之前，马蔚华就收到很多协会组织的邀请电话，但他最终选择了做慈善公益的壹基金。在外界看来，从商业到公益跨界，步子迈得太大。不过，对于想要把商业思维注入慈善事业的马蔚华来说，“在慈善这个新的领域做一点探索，为整个公益事业做一点贡献，是一件很有意义也很有挑战的事情”。

马蔚华在担任壹基金第二届理事会理事长之后很快进入了角色。目前，他正与理事会其他理事一起，调整壹基金的发展战略，希望将现代企业制度与公益组织结合得更好一些。

马蔚华首先想把银行业已经成熟的“客户经理”模式移植到壹基金。“客户经理制引进慈善，募款好比就是拉存款，花钱就像放贷款。募款方式可通过买机票筹，也可通过信用卡渠道，还可以通过微信等网上手段，用款方则可以和NGO（非政府组织）一块合理运用善款、构建公信力等。虽然这有点难，但完全可以一试。”

“我们要用会计制度，我当预算委员会主席，一块钱、一个点都要问清楚。我们内部有内审、监事长，还请国际会计师外审。起码三道手续。”马蔚华补充道。

按照马蔚华的预想，壹基金也会像商业机构一样，建立一个落实到每个人的考核机制，绩效考核和薪酬挂钩，赏勤罚懒。“你看这不是和我在招行干的一样吗？其实西方很多已经这么做了。”

马蔚华还通过研究西方公益组织的管理办法，对比中国慈善的发展现状，思考了公益组织在资金使用和管理上共同面临的问题，并建议中国相关部门在组织制定慈善法律法规时，能够引入西方较为成熟的信托机制。

“从国际通行规则和我国相关市场的经验来看，我国公益慈善基金管理体制的主要缺陷，就是缺乏国际公益慈善行业普遍采纳且行之有效的信托机制，因此很难像国外信托制度下的公益慈善基金那样，管理角色分工明确、风险制衡、透明高效、持续发展。”马蔚华说。

马蔚华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中国人对公益慈善事业的认识还不充分。事实上，财经与慈善是一体的，完全可以用商业的头脑做公益。然而，国家对于公益事业的财产管理制度、统计制度、准入制度、公益机构的分类分级监管制度等明显不足，应加快对其立法和相关制度的建设。

当有人被问到“用现代企业的管理模式会不会导致募集资金的滥用”时，马蔚华表示，企业管理不是把基金用去做生意，是说用办企业的方法来办基金会。用管理企业的方法来管理基金会，可以使基金会的治理结构和管理效率更高，既让捐款者满意也会让用款者提高善款使用效率。

对话马蔚华：

理事会平时沟通用微信，

大事打电话或见面聊

《中国经济周刊》：怎样保证慈善基金的安全？

马蔚华：首先是制度保障。制度强硬，必须这样做。再就是推进道德和自律。制度和文化道德的结合就可以减少风险的发生。

《中国经济周刊》：企业家们组成的理事会，在讨论问题时会不会有一些碰撞？

马蔚华：在大方向确定的前提下，如何去实现，是有过一些争论，但是这是好的。但我觉得不能因为这些争论而影响大事业，也不能因为大家争论不绝就影响了效率。我想，要有广泛的争论，还要有一个高效的决策和有力的执行。

《中国经济周刊》：慈善组织资金管理引入信托机制最大的阻碍是什么？

马蔚华：一是法律制度有障碍，二是公益组织内在的动力缺乏。有的时候是法律制度有，你不一定愿意做；有的时候你愿意做，法律不一定健全、支持。所以，两方面得相辅相成。

《中国经济周刊》：你平时和李连杰、王石等其他理事会成员都怎么沟通？

马蔚华：我以前是打电话发短信。当了理事长之后，我开始用微信，在微信群里交流。但重要事情，最好是打电话、见面谈。

税前扣除资格对公益组织的益处

《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个人所得税方面，个人的公益捐赠，捐赠额未超过纳税人申报的应纳税所得额30%的部分，可以从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公益性捐赠所得税税前扣除资格的取得，一方面降低企业捐赠税收负担，提高企业捐赠积极性，鼓励企业投身公益，回馈社会；另一方面能拓展公益性社会团体的经费来源渠道，推动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