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特约评论员 葛丰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13日在京闭幕。会议首次提出，“要把控制和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作为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

把“着力防控债务风险”明确列为经济工作主要任务，这一审时度势的战略部署切中转型发展肯綮，其迫切性、必要性具体体现在：

首先，虽然中国的政府性债务并未突破国际公认警戒线，总体仍处安全水平，但这种相对静态、窄口径的风险状况，必须与中国地方性债务甚为独特的两项特点一并考虑：其一，中国的地方性债务上升势头过快，有数据显示，2007至2010年期间，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年增长率高达31.63%，远远超过同期GDP 年增长率；其二，中国的地方性债务结构、成分过于复杂，界定标准很难明确，譬如以地方治理架构相对还算简单的上海为例，仅银监会2009年统计出的融资平台就有近200家之多。因此，对于中国的真实债务状况，无论基于增量或是存量，均不宜作过于乐观的估计。

其次，即使不考虑政府性债务可能发生的违约风险，中国的地方性债务在显而易见的预算软约束条件下，不仅其本身使用效率令人怀疑（重复建设、浪费乃至腐败现象严重），而且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的地方性债务主要被用于投入远离最终消费的生产性领域，因此，其对私人部门的投资与消费很容易形成“挤出”效应，从而导致中国经济整体效率被迫承受更为巨大、更难计量的二次损失。

第三，中国的地方性债务不仅自身存在显而易见的预算软约束，而且还会拖累正在努力实现公司化、商业化改造的金融部门重新掉入预算软约束陷阱，因为中国的地方性债务实际缺乏明确的偿债主体，银行在责任不清的情况下很容易推脱自身经营中存在的问题。这方面，中国曾经付出的教训可谓惨痛，有研究表明，国有银行股改前形成的不良贷款中，大约90%可直接或间接归咎于行政干预等非市场因素。

第四，排除以上三项经济性考量，中国的地方性债务已实际影响到地方政府职能转变核心任务，这主要体现在地方性债务虽然总量尚在可控范围，但由于中国各级政府的财权划分显著向上倾斜，加之各地财政状况差异较大，因此地方政府，尤其是欠发达地方政府仅为应付利息负担就已捉襟见肘（更不要说本金偿还了）。

改变上述状况当然要从源头入手，除了把地方政府性债务分门别类纳入全口径预算管理，严格政府举债程序，明确责任落实，更重要的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型，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逐渐促使政府退出建设型功能，实行公共服务化转型。这些工作只要能落到实处，结合中国发展固有的潜力，转型发展自能一着棋活，全盘皆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