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1日，民众在北京站前广场观看受阅部队。本刊摄影记者肖翊摄

　　《中国经济周刊》主笔 | 叶建国

　　138年前的1872年，一个名叫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的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在自己27岁的时候来到了中国。他或许不会想到，他的这次旅行，却成为了观察中国近100多年来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现代化变革的一个起点。

　　在这次异国之旅中，自小接受西方教育的明恩溥与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帝国结下了深厚的缘分，使得他成为第一个建议美国政府退还中国庚子赔款的人，并获得美国国会的同意。正是这一款项的资助，开创了近代中国人海外留学的先河，而这些“海归”又为100多年来的近代中国的现代化变革提供了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智慧源泉，并激荡至今。

　　明恩溥看到了一个怎样的中国？

　　在其近50年的在华生活经历中，明恩溥先后居住于天津、山东等地，曾兼任《字林西报》的通讯员。他对中国下层农民的生活倾注了巨大的热情，并使得他撰写出了那本著名的《中国乡村生活》一书。

　　在本书的前言中，明恩溥写道，“中华民族不仅有着举世无双的过去，也必将有美好的未来。然而，在这个美好的未来实现之前，还存在许多必须克服的缺陷”。为了看清这些缺陷，他将目光投向了中国乡村，他说，“中国乡村是这个帝国的缩影，通过对它的考察，我们将会更好地提出纠错改正的建议”。

　　而事实上，他为中国及全世界提供了一种更具价值的观察和认识真实中国的路径和逻辑，那就是，“我们不能过于重申中国在统一性上的多样性，因为这种断言总是暗含着这样一种局限：尽管多数情况并非如此，但在某处确乎真实”。所以，“多样性的统一性是中国一种真正典型的事实，尽管这种情况是有限的，但并非不值得我们重视”。

　　明恩溥的睿智令人叹服。我们坚信，直到今天，将目光投向对更加复杂和多样的基层，记录其中变革的故事，是很重要也很必要的。因为，我们看到，在一系列轰轰烈烈的现代化国家制度构建中，政策条文化的制度变迁，时常在基层遭遇荒诞性的故事，进而让很多经过深思熟虑的政策设计在执行中变得似是而非。这其中包括本组文章所涉及到的户籍改革、农村义务教育改革、新农合改革、集体林权体制改革、收入分配改革等等。

　　当然，我们的故事更多的讲述了改革进程中不太顺畅不太理想的地方，但这并不代表着我们对这个国家的现代化转型的未来感到悲观，因为我们的故事也无法代表基层中国的全貌。我们与100多年前的明恩溥一样，对中国的美好未来毫不怀疑。

　　正像我们的记者在东北的一个山村看到的，一项出于保障农民利益和保护国家森林资源考虑的林权体制改革，在基层执行的结果是，分到林地的村民在粮食价格上涨的现实利益面前，开始纷纷将“自家”林地开垦为农田。当更多的村民都作出类似选择的时候，给政策变革带来的结果就是一座座秃山。

　　此时，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简单的去责备追逐私利的村民，因为，可以让身处变革时代的每个个体都能自由的选择自己生存和生活的方式，本来就是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国家转型的应有之义。但是，这个案例提醒我们，这些复杂性使得我们现代化改革的每一步都显得步履维艰。

　　由此延伸开去，我们更加相信，对改革共识的达成显得弥足珍贵。只有改革共识的达成，才能使得我们的一些具体改革措施——哪怕是存在一些缺憾的措施，也可以获得大多数的支持，一起奔向最终的政策完美、国家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