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钱正英院士_周刊杂志_经济网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水利和电力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八届、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钱正英同志的遗体送别仪式在此举行。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张宇轩 | 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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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供图

10月28日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

2022年10月22日21时50分，钱正英因病于北京逝世，享年99岁。28日，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钱正英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这位共和国水利史上的第一位女部长就此长眠。告别大厅里，她生前选定的《黄河颂》和《长江之歌》乐曲低回，恰如其分地衬托她告别了一生为之奋斗的水利事业，一代传奇随之落幕。

送别仪式当天，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以及钱正英同志在京生前好友等也前往送别。

送别钱老之后，胡春宏、谢冰玉、王振海等水利专家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专访，回忆这位中国水利和电力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以及她为之奋斗一生的水利事业。

革命时期的“丫头部长”

钱正英出生于1923年的上海，父亲早年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并获得土木工程硕士学位，归国后曾在国民政府下辖江汉工程局第二工程事务所任职，从事水利事业。

这样的家庭背景下，钱父对年少时期的钱正英寄予厚望，希望她能成为中国女工程师。钱正英曾回忆：“从我很小的时候，他就告诉我，美国已经有了女工程师，但是中国还没有，他要我将来当中国的第一批女工程师。”

青年时期，钱正英秉承父志，进入上海大同大学土木工程系（后并入上海同济大学）学习，也由此汇入解放中国的革命洪流中。1941年9月，钱正英在一片“抗日救亡”的革命呼声中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革命队伍的一员。

次年，中共上海地下组织遭到破坏，钱正英与其他同志一道奔赴淮北解放区，向新四军第四师报到。之后当地遭遇淮河泛滥，土木工程专业出身的钱正英成为堵口复堤的技术负责人。至解放战争期间，她又担负起山东省黄河复堤防汛工程的重任，自此正式投身水利事业。

山东黄河河务局一些干部的回忆文章内容重现了这一场景，“来了个女兵，骑了一匹大白马，挎着驳壳枪”，英武之气跃然纸上。多年后，钱正英再回忆这一场景时谦逊表示：“（其实）没有传说得那么神气。”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水利建设事业也迈上更高一级台阶。1950年3月，年仅27岁的钱正英被破格提拔为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副部长，成为新中国最年轻的女部长。

这一任命在当时有过不少争论。据钱正英回忆：“一些老同志后来告诉我，在中共中央华东局扩大会议上讨论名单时，有人（质疑）说，‘黄毛丫头怎么能当部长?’” 据说，时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曾山力排众议，予以大力推荐。之后，“丫头部长”的说法不胫而走，以致后来，前国家主席李先念在见到钱正英时，也打趣道：“你就是那个黄毛丫头!”

此后，1952年，钱正英又调任水利部，出任水利部副部长、水利电力部副部长，1974年升任国家水利电力部部长、水利部部长，执掌水利部。

至1988年，36年的部长生涯中，钱正英时刻不忘长江、黄河、淮河、珠江等七大流域的治理以及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经常实地查勘调研、指导，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千山万水。

三峡工程中的“温和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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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钱正英在淮河大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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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3月，周恩来与钱正英在十三陵水库交谈。

在共和国水利史上，钱正英与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水利工程——三峡工程紧密相连。这一在水利史上堪称史诗级的工程，从早期构想到最终落成历经半个世纪，多番论证期间争议不断。

中国工程院院士胡春宏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回忆，作为三峡工程早期规划的推动者和论证工作的担纲者，钱正英对于三峡工程的规划建设始终保持极为审慎的专业态度，甚至多次反对在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工程上马，“她既不是激进派，也不是反对派，而是三峡工程的‘温和派’”。

1958年2月，周恩来率百余位党政要员和专家，实地考察三峡工程的预选坝址，时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的钱正英陪同参加了这次考察。

行程临近尾声，乘船前往重庆途中，周恩来在船上主持召开积极准备兴建三峡水利枢纽会议，请大家发表意见讨论三峡大坝要不要建和能不能建的问题。

会上，有人认为，三峡工程可以一举解决中下游洪灾问题，建议尽快开工建设，甚至不惜搬迁重庆；有人则认为长江防洪问题不大，加高堤防就可解决，反对长江流域规划确定三峡为主体工程，主张先开发支流。

两方意见相左，周恩来便询问钱正英有何看法。当时，钱正英认为，三峡工程作为长江流域规划的主体工程有其合理性，单靠加工堤防不能完全解决中下游的防洪问题，但眼下时机不成熟，对三峡工程正常蓄水位、施工技术等问题还需要认真研究。

钱正英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详细解释了“时机不成熟”的原因，“我那时的感觉，就是工程规模太大了”“库水位定得很高，200米左右，装机容量2000多万千瓦，可当时全国装机容量还不到1000万千瓦”“大坝我们刚开始搞，在技术上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

至1960年8月长江工作会议时，中央考虑当时的国家经济情况和国际形势，决定先放缓三峡工程建设。

主张以葛洲坝建设为三峡工程“试水”

至60年代末70年代初，华中地区缺电情况严重，发展水电的呼声高涨。其间，保守观点主张建设清江的隔河岩水电站，激进观点则再度主张上马三峡工程。

1969年9月，钱正英实地调研后认为，隔河岩水电站100万千瓦的发电量与当时的能源缺口差距较大，而建设三峡的条件依然不具备，“遇到好几个问题不好解决，首先是长江的防洪”。两相权衡之下，钱正英建议先行建设葛洲坝。

钱正英认为，葛洲坝水利枢纽是第一座建设在长江干流上的水利工程，规模比三峡工程小，技术上有较大把握，且没有移民问题，投资总额符合国家经济承受力。更重要的是，葛洲坝的建设可以为日后建设三峡工程先行“试水”，一方面可以锻炼队伍，另一方面可以积累经验。

但在这个节点上依然不乏争议。有人力主先上三峡，理由是，三峡的防洪与发电能力比葛洲坝高很多，且葛洲坝地处三峡下游，三峡坝址三斗坪位于葛洲坝库区范围，如果先建葛洲坝将抬高三峡坝址的水位，增加后建三峡的难度。

1970年，周恩来召开会议，听取了关于葛洲坝工程与三峡工程相互关系的汇报。经反复研究比较后，同意先上葛洲坝方案。

后来，建成后的葛洲坝最终成为三峡工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长江水患，具有发电、改善峡江航道等功能，印证了当初钱正英的葛洲坝方案设想。

但在过程中，葛洲坝的建设并不顺利。

葛洲坝建设初期正处在“文革”混乱时期，极左思想泛滥，缺乏技术指导的工程指挥部不等中央正式批复下发就自行开工，将葛洲坝做成一个“三边”（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工程，甚至在工地开展“千人设计，万人审查”运动，设计有图纸、无签名，建设进程完全失控。

1971年1月，钱正英完成支援阿尔巴尼亚水电建设任务回国后，受命检查葛洲坝建设情况，发现激进建设状态下的工程存在严重问题，随即向周恩来进行了多次汇报。之后，工程建设及时“刹停”，进行全面整顿，由一众水利专家组成技术委员会，重新制定设计方案以解决问题。

在经历了近两年时间的讨论、修改后，葛洲坝工程设计方案出炉并通过国务院会议审查，于1974年底恢复建设。有了前车之鉴，复工后，钱正英格外重视施工管理和工程质量，年年深入一线亲自检查。最终，1988年12月，葛洲坝工程宣告竣工，成为我国水利史上最为成功的重点工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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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月，钱正英（前右二）陪同李先念和谷牧、陈丕显等视察葛洲坝工程建设。

“我有责任搞清楚”

有了葛洲坝建设的成功经验，三峡工程的论证工作再被提上案头。

1986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责成原水电部负责进一步论证三峡工程，重新提出可行性报告，时任水电部部长的钱正英负责组织领导论证工作，并成立了共12人的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钱正英任组长，陆佑楣、潘家铮任副组长。此后，还聘请了21位来自审查监督机构、主要协作单位的特邀顾问，钱正英曾亲自登门拜访坚决反对修建三峡工程的孙越崎，邀请其担任特邀顾问。

进入论证的实质性阶段，这项工作更为复杂庞杂。论证采用先专题、后综合、综合与专题互相交叉的论证方法。10个专题中，由地质与地震、枢纽建筑物、水文、防洪、泥沙等方面的14个专家组进行论证。14个专家组共聘请412名专家，分别来自国务院所属17个部门、单位，中科院两个院所，29所高校和28个省市的专业部门。加上参加扩大会议，进行实验、计算、研究工作的其他人员，实际参加论证工作的达数千人。

经过两年八个月的充分论证，专家组完成了14个专题论证报告和重新编写的可行性报告，最终得出“三峡工程对四化建设是必要的，技术上是可行的，经济上是合理的，国力是可以承担的。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有利，建议早做决策”的结论。意见比较一致地选择了后来实际采用的建设方案。

1992年4月3日，七届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决议》，至此，长达5年的三峡工程论证工作宣告完成。

直至决议通过后，钱正英依然谨言慎行，她说：“工程可行性论证的任务已完成，但可行研究阶段以后需要深入研究解决的问题还很多，设计科研等前期工作量还很大。我们必须兢兢业业、努力工作，站好最后一班岗。”

之后，及至三峡工程竣工运行多年，仍有一些质疑和反对声音不时出现。特别是2020年长江上中下游均出现严重的洪涝灾害，质疑声再度泛起。

当年7月，《中国经济周刊》邀请了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浩、中国三峡集团总工程师张曙光等专家，就三峡大坝的安全性、必要性、是否会加剧洪灾等一系列问题进行研讨。最终得出三峡工程是安全的，对长江水资源调控是无可替代的，能有效减轻中下游防洪压力并护其免遭“灭顶之灾”等肯定的结论。

三峡工程从1994年正式开工，2006年大坝主体全面竣工，2010年达到设计水位175米，2012年发电机组全部安装完毕，历时18年。2020年11月1日水利部、国家发改委正式公布：三峡工程完成整体验收全部程序。三峡工程运行以来的10多年间，已经发挥了巨大的防洪、发电、航运、水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等多项功能，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对三峡的争论终于可以尘埃落定了。

回首三峡论证工作，钱正英深有感触，她曾对媒体坦言：“我自1952年当副部长、1975年当部长，经手的大大小小水库也数不清了，但修一个水库挨一次骂。这一次，我接受论证三峡任务时，连家里的孩子都反对，说：‘你干啥呀？你做了那么多工程也可以了，再搞一个给大家骂的事情？’我呢，还是有一点历史责任感的，心想搞了这么多年，三峡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有责任搞清楚。”

跳出水利看水利

1988年之后，钱正英离开水利部，先后担任全国政协第七届、八届、九届副主席、党组成员。这一时期被钱正英称之为“跳出水利，站在水利部门之外看水利”，她开始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分析我国水利事业新的变化和矛盾，提出新的方向和方法。

“进入90年代，黄河开始断流。黄河被称为‘中华民族母亲河’，它的断流引起了国人的关注和焦虑。我也在思考，我一辈子同水利事业打交道，参加过治理黄河、海河、淮河等河流的工作，我们多年来一直强调治河、用水，没想到居然使黄河水断流了。”钱正英说。

钱正英分析认为，90年代以黄河断流为标志，说明水利工作面临的主要矛盾开始改变，新的矛盾是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保护的问题。“水利工作要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要树立人和河流和谐发展的新观念。放眼全世界，观念都在进步，水利界的观念也需要转变。”

1997年，张光斗老院士提出一个想法，探索水资源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路，为国家进行决策咨询。这一想法与钱正英寻求理念转变的探索不谋而合。同年底，钱正英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后，张光斗邀请她参加并出任该项目组长，张光斗院士任项目副组长。1999年初，“中国可持续发展水资源战略研究”项目正式启动。

据工程院谢冰玉回忆，这项研究的背景是，当时我国的水形势非常严峻，1998年长江和嫩江的大洪水、90年代以来黄河断流和北方地区沙尘暴日趋严重，江河湖海水质污染，引起全国人民甚至世界的关注。面临21世纪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我国的水资源能否支持将来16亿（当时预测）人口的食物供应? 能否支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如何解决我国的洪水、缺水和水质污染（俗称水多、水少、水脏）? 针对这些问题，社会议论纷纭。

钱正英带领院士专家团队先后承担6项中国工程院重大咨询项目，进一步探索人类、自然与水利之间的关系，为这些问题求解。

2000年，在中国工程院重大咨询项目“中国可持续发展水资源战略研究”的综合报告中，钱正英和项目组专家提出“人与洪水协调共处的防洪减灾战略”，这一构想被视作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思想雏形。

2001年，由钱正英、张光斗主编的《中国可持续发展水资源战略研究报告集》在北京首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在该报告集所作的序言中说：“本报告集汇集了该项目研究的系列成果，内容丰富、观点鲜明、立意高远，是院士、专家们多年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的总结，对各级政府决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2002年，在“西北地区水资源配置、生态环境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项目中，钱正英明确提出“转变‘人定胜天’思想，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理念”。在该项目综合报告中，钱正英提出“确定人与自然和谐共存方针”，以统领综合报告和各课题报告研究编写。

钱正英认为，中国水利经过了古代水利和近代水利，以三峡工程和上游梯级开发的完成为标志，中国基本完成了近代水利开发的任务，进入到现代水利的新阶段。她主张，为了人类自身的发展，必须开发、利用和改造河流，同时利用要有限度，改造必须适当，不能损害河流的自然功能，要保持河流的永续利用。从水资源的战略角度看，要转变观念，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支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发展方针的提出在当时引起社会强烈反响，研究成果向上汇报后，为中央的决策提供了重要支撑，作为科学发展观的一个组成部分。钱正英院士对此作出了卓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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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8月，钱正英（前排左二）在内蒙古进行实地考察。

水利专家眼中的钱正英

在6项重大咨询项目实地考察时期的影像资料中，钱正英总是穿着一件皮夹克、头戴安全帽，以一副干练沉稳的形象扎入工程一线。

前述重大咨询项目的参与者之一王振海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钱正英在工作中事必躬亲、心系群众疾苦，多年来始终保持老革命家的风范，令人印象深刻。

据王振海讲述，钱正英带领团队调研至辽宁抚顺时，在实地考察中发现，当地煤矿棚户区居住条件极差，环境改善困难，“（下雨时）屋外下大雨，屋里下小雨，钱老目睹后心里很不是滋味，回来后就组建专题组研究棚户区改造”。专家组进行了针对性调研，结合棚户区的社会、自然特点，几经研讨，给出了棚户区改造的具体可行性建议方案，上报中央。

中央领导同志对此高度重视，棚户区改造工作随之推进。后来，抚顺棚户区改造方案成为此类工作的样板在全国推广，棚户区改造“变成了中央的政策，变成了国家的政策”。

2010年，在对浙江舟山进行考察时，钱正英已是87岁高龄，依然坚持亲自登岛。钱正英一行人一路乘船到洋山岛、泗礁岛、岱山岛、衢山岛、金塘岛、六横岛、洞头岛等众多岛屿，考察港口、船舶、海水淡化、海洋经济、海洋生态环境等情况。除综合调研外，还组织了50余次深入细致的专项调研。她还多次召开专题研讨会和项目综合研讨会，充分听取院士专家的意见，并加以凝练提升，从战略高度提出“舟山群岛新区”的建议。

这一概念在当时极具创造性，对国家海洋开发具有战略示范意义，体现了钱正英作为战略科学家的独到眼光。之后，舟山群岛新区正式写入全国“十二五”规划，成为首个国家级群岛新区、长三角城市群组成部分，在局部有力拉动整个长江流域经济，其远期规划瞄准新加坡、香港等世界一流港口城市，激活了我国海洋经济外延。

宏至安澜天下，微至珍惜滴水，钱正英在中国工程院期间的生活作风也令年轻一代的院士印象深刻。采访中，胡春宏院士讲述了有关钱正英的一个小故事。在东北考察期间，钱正英带领专家团队下榻当地一家宾馆。宾馆房间内提供免费的瓶装矿泉水，钱正英外出时担心启封后未喝完的水会被服务员收走丢弃造成浪费，在出门前手书留言字条，请服务员保留桌上的半瓶水。区区半瓶水的小事在当时令同行的院士们颇为触动，在可持续发展水资源战略的研究尚在进行时，钱正英就已经将节水的理念深深植入生活细节。

钱正英逢外出考察就事先交代“要轻车简从，不吃请，不送礼”，就算是80岁寿辰也不例外。

据谢冰玉回忆，2003年，钱正英率组赴内蒙古考察期间，恰逢她80岁生日。按照惯例，中国工程院领导为钱正英发生日贺信、送上生日祝福，时任西北水资源项目办公室主任的谢冰玉还特地为钱正英准备了一个生日蛋糕。“我想来个突然‘袭击’，给钱老和大家一个惊喜，在吃晚饭的时候，给她送上一个生日蛋糕、呈上中国工程院领导的贺信。”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80岁生日算得上是“大寿”，即便在乡间，隆重的寿宴等仪式也是少不了。但当时就是这一个蛋糕的“小仪式”令钱正英大发脾气，“马上拉下脸，起身呵责‘小谢你搞什么鬼名堂’”。之后，蛋糕被撤下，同座的当地负责人纷纷劝解。

事后，钱正英对谢冰玉解释致歉，“我当时对你说话不客气，希望你能理解。如果不那样的话，人家可能要来送礼的，影响多不好”。

“跃跃女儿志，浩浩祖国怀。”

2005年7月，钱正英率东北水资源项目组到黑龙江当地考察，令人意外的是，从不允许团队成员借出差之机携带家属旅游的钱正英，此次黑龙江之行破例带上儿子陪伴左右。

事后才得知，在黑龙江之行出发的前一天，北京医院初步诊断当时已82岁的钱正英患有乳腺癌，医生要求她立即住院进行检查治疗。考虑到黑龙江考察工作的安排，钱正英隐瞒了病情踏上行程，其间对此严格保密，连秘书和保卫人员都毫不知情，只有儿子黄惟洪随行照顾。

黑龙江考察结束回京后，钱正英才入院接受检查治疗。多年之后，这次考察的参与者们再度追忆往事，无不扼腕感叹，钱老音容依然历历在目。

至2022年10月22日21时50分，一生为水利事业奋斗不息、暮年时与病魔搏斗的钱正英，永远地离开了她所热爱的事业。

钱正英家的客厅悬着一副对联，为民族英雄林则徐七言律诗《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中的名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书房里挂着林则徐的另一副对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一位老革命家的家国情怀、赤子之心跃然纸上。

水利部原副部长蔡其华在钱老逝世以后，到钱老家中慰问，看到林则徐的名句，睹物思人，深情地回忆：“我当了安徽省水利厅长以后，钱部长对我说，‘你当了水利厅厅长，你以后就会知道当这个厅长有多么难，一个女厅长就更难了。你以后碰到问题遇到麻烦了，你就想想这副对联。按这副对联去做，你就能想开了，有勇气了。’”

夕阳照远山，大堤临长淮。

足下黄水去，天边白云来。

跃跃女儿志，浩浩祖国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