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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掀起创业潮,让技术从书架到货架

高校专利产业化率仅3%,立法鼓励资本疯抢,科学家“创业潮”来了?

更大力度的政策扶植,更健康的资本助力,还有怀抱更大梦想的创业者……种种迹象表明:我们正走向一个围绕“硬核创新”更高质量的创业新时代。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孙冰|北京报道

过去的十年中,在政策的引导、资本的助推和创业者的拼搏之下,中国迎来了又一轮创业创新的浪潮,新技术和新模式层出不穷,诞生了一批又一批“独角兽”新贵。当然,其中也有佼佼者成长为国际巨头,登上全球科技竞争的舞台。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十年间,我们坚持以改革促创新,最大限度激发各类创新主体和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的“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科技部部长王志刚如是总结。

近年来,随着“硬科技”的崛起和“专精特新”的大发展,创业者也变得越来越“硬核”,甚至有大批科学家“下场”,亲身探索解决科技成果转化这一“老大难”问题的新模式和新路径,把过去只能摆上书架的科研成果,变成产品摆上货架,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也满足人民需求。

王志刚也表示,近年来科技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取向就是加快建立科技成果的转移转化体系,打通科技、产业、金融之间的通道。为此,大幅度增加了科技人员成果转化收入的奖励力度,全面下放了科技成果的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还开展了赋予科研人员成果所有权和长期使用权的试点。

更大力度的政策扶植,更健康的资本助力,还有怀抱更大梦想的创业者……种种迹象表明:我们正走向一个围绕“硬核创新”更高质量的创业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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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专利产业化率仅有3%,立法鼓励科研成果转化

虽然我国从2019年至今,在专利数量上连续排名全球第一,但根据今年7月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2021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显示,2021年,我国有效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为35.4%,其中,企业有效发明专利产业化率达46.8%,科研单位为15.6%,高校仅为3.0%。

这意味着,我国有大量的科技成果最终只能“沉睡”在书架上,这与欧美国家差距非常大。比如,在上世纪90年代,受《拜杜法案》等政策的推动,美国大学的专利转化率从5%左右一度攀升到80%以上,之后有所回落,但也在50%左右。

有分析认为,《拜杜法案》是美国科技产业得以快速崛起的重要推动力之一。因为该法案把国家科研基金资助下取得的科技成果、专利发明的归属确认权,下放给了大学和科研机构,这就大大提高了科研成果转化的效率和科研人员的积极性。

当然,我国也一直在不断探索解决科研成果转化的体制机制问题。最受瞩目的就是2022年1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以下简称《科学技术进步法》)正式实施。

修订后的《科学技术进步法》最鲜明的变化就是放权赋能,扩大科研机构自主权。比如明确了“探索赋予科学技术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者长期使用权制度”,“鼓励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高等学校、企业等采取股权、期权、分红等方式激励科学技术人员”,“科学技术人员符合条件可以从事兼职工作获得合法收入”……

过去,高校、科研机构做科技成果转化和科学家创业往往会面临一个普遍而关键的困扰,那就是知识产权的归属问题。因为如果技术专利属于科学家在职期间的职务发明,原则上就应该归属国家或者所任职的大学、研究机构。

但当高校和科研院所要对这些技术专利进行市场化,科学家要带着技术专利去创业时,一个必需的前提就是这些技术专利要拥有完整明确、清晰无争议的归属。

一位不愿具名的高校教授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过去这种归属权的确认往往要经过层层上报,多部门审批,流程复杂而漫长,有时候甚至要两三年,这会导致流程走完后,该技术可能在市场已不具有先进性甚至都要被淘汰了。

“新修订的《科学技术进步法》把知识产权归属的确定权很大程度下放给了大学和科研机构,这是一个非常重大和积极的变化,也是我们呼吁了很多年的事情。”该教授说。

从“冷板凳”到“热风口”,创投圈“疯抢”科学家

资本的嗅觉是敏锐的。当政策导向和产业规律都指向了一个方向,资金也会涌向那里。“VC正在疯抢科学家”“科学家创业潮到来”…… 随着资本投资的重点转向“硬科技”领域,相较于过去互联网、新消费领域的做模式创新的创业者,手握硬核技术的科学家和科研人员“下场”创业的比例大大增加了。

因此,过去十年磨一剑只为原创核心技术的科学家们不再只是坐在“冷板凳”上,而是站上了资本追捧的“热风口”。在创投圈甚至形成了一套新的方法论,即从PI到IP再到IPO,意为先找到一个学术带头人(PI),在其科研成果中选择一个开发成创业项目(IP),然后带着这个项目去上市(IPO)。

无论是盘点一级市场上风险投资机构出手押注的创业者,还是二级市场敲钟上市的“独角兽”创始人,越来越大比例的、国内或国际科研院所的掌握核心技术的科学家和科研人员会选择通过创业来完成技术转化。

“科学家的创业时代到了,科学家+数字革命+能源革命是未来10年乃至20年最重要的特点,会有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把自己的科技成果转化成生产力,为社会创造价值。”英诺天使基金创始合伙人李竹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2013年,为了支持校友创业,同时也是看好从Lab(实验室)到Market(市场)的机会,李竹和几个清华校友共同创立了英诺天使基金。目前,英诺天使已投资超过500个创新项目,有30%的项目都来自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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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孵化”科学家,“导师+学生”投资创业模式兴起

政策机制上卸掉束缚只是第一步,要想完成科技成果的成功转化,除了将科学家和科研人员“扶上马”,还需“送一程”。毕竟,即使在创投环境相对成熟的美国,高校教授创办公司失败率也超过九成。“硬科技”不仅抬高了创业者的门槛,也提升了对投资人的要求。

“我们需要建立一个由政府引导,通过市场化运作,以发展有‘硬科技’特征的创新创业生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博导、北航机器人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关村智友研究院院长王田苗教授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专访时说。

作为国内顶尖的机器人专家,王田苗不仅是一位科学家,还是一位孵化多个科学家成果转化项目的创业导师。在中国机器人领域,一直有“南湘北苗”的说法,另一位是指香港科技大学的李泽湘教授,他们两人都被称为“教授投资人”,投资和孵化了众多机器人领域的优秀创业公司。

王田苗认为,“硬科技”创新创业项目主要来自三个渠道。一是高校和科研院所,他们拥有高门槛的核心技术,比如国家重大基础研究项目,可以拿出20%~40%进行成果转化;二是大企业拆分出的团队,这种创业团队不仅了解技术,而且有管理和市场经验,目前看成功率是比较高的;三是海外回国人员,把在海外学到的、了解到的技术和模式带回国内。

但王田苗认为,目前的主要问题是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成果转化比例低,成功率还不高。“有些带着一流科技成果的一流科学家,由于缺乏市场管理、团队管理的经验,以及对客户需求的理解,尤其是缺乏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全职CEO,变成了三流的企业家。科学家的创新往往是从技术本身去理解的,但企业家则需要从市场、从客户角度去设计产品,但这种思维转换是比较困难的。”他说。

基于此,王田苗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给出了两个建议。一是相当一部分成果转化可以通过直接出售专利给大企业的模式实现,比如华为、阿里等与很多大学成立了联合实验室,由大企业在其市场环境中将技术进行产品化、市场化。

二是目前被实践证明效果比较好的“学生+导师”的创业模式,就是以学生为创业的主体,老师作为首席科学家或名誉董事长参与创业。“对于科学家来说,愿意辞职或者停薪留职去All-in创业的,目前看数量并不多。”王田苗说。

当然,这种模式下,也需要投资机构和创业孵化器作为助力,帮科学家寻找合适的创业伙伴作为CEO,搭建管理团队来运作公司。

王田苗认为,现在确实是一个科学家创业的好时代,但需要多方共同探索科技成果转化的新路径、新模式,比如科学家+学生+吸纳信任并且有商业格局领导力的CEO,可能是一条值得探索的思路,当然也需要相关体制机制上的进一步配套和完善。

于是,王田苗既作为学术导师,指导学生从事基础研究,而随着国家对科技成果转化的鼓励,他又变成了创业导师,通过自己的经验、资源、认知来辅导学生。已登陆科创板、市值近300亿元的九号公司、国产手术机器人企业柏惠维康、协作机器人公司艾利特……创始人都是王田苗的学生。

“更高质量的创新体系应该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走向世界的科技龙头企业;二是作为先锋队和生力军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他们能支撑大企业,也能成为未来的龙头;三是国家重点实验室和高校院所的创新中心,从事底层的前沿科技基础理论研究。”王田苗说。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22年第19期)


2022年第19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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