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第11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王红茹|北京报道

恰逢就业季，浙江一家五金厂家人力资源部张女士正为招不到大学生而发愁。“现在很多大学毕业生不愿意进工厂，即使开出高薪，也依然招不到合适的人。”

一边是今年1076万高校毕业生面临就业压力，另一边是企业越来越难招到满意员工，当下大学生就业市场存在的结构性矛盾，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贡献80%以上就业的中小企业受疫情影响最大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与智联招聘联合发布的2022年一季度《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景气报告》显示，2022年第一季度高校毕业生CIER(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指数为0.71，降至2020年以来的最低点，且明显低于全国1.56的水平。

与此同时，智联招聘4月26日发布的《2022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下称“《报告》”）显示，截至4月中旬，2022届求职应届毕业生中有46.7%求职成功；38.1%获得1至3个工作邀约；15.4%已签约。

上述数据中，46.7%求职成功，低于去年的62.8%。15.4%找到合适工作已签约，低于去年的18.3%，可见2022年就业形势的严峻程度。

“今年大学生就业难，主要是因为新一轮疫情之下中小企业受到严重影响。中小企业是吸纳就业的主渠道，能够吸纳80%以上的就业。”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杨宏山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

就上海而言，因为受本轮疫情影响较严重，占上海企业总数九成以上的中小微企业，正面临各种考验。上海中小企业发展报告最新数据显示，中小企业数量超过50万户，占全市法人企业总数99.5%以上，从业人数1169万。调查显示，疫情防控期间能维持50%及以上运转的不到一半，运转正常的企业不足两成。

从全国范围看，我国市场主体已达到1.5亿户，其中企业4600万户，99%以上的企业是中小企业。这也意味着，我国中小企业数量已突破4400万。 由此，“中小企业好，中国经济才会好”几成共识。

“中小企业为我国市场主体贡献了60%的GDP，对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有着重大意义。此轮疫情之下，由于中小企业经营受到影响，业务扩展面临困难，有的甚至难以为继，直接导致能够吸纳的就业面缩减。”杨宏山说，尽管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国企能够吸纳一定量的大学生就业，但毕竟是所占比重不大，就业容量最大的还是中小企业。

为缓解疫情对中小企业的冲击，近期国家实施增值税大规模留抵退税政策。为确保大规模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落实落地，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成立了三部门会商机制。

在5月10日三部门联合举行的留抵退税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王道树介绍，今年4月1日至30日，全国已有8015亿元增值税留抵退税款退到145.2万户纳税人账户上，加上一季度继续实施此前出台的留抵退税老政策退税1233亿元，1—4月共有9248亿元退税款退到纳税人账户上，助企纾困的政策效应已经开始显现。

“大学生充分就业的实现，必须依托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在疫情冲击之下，中小企业这些市场主体如果能够存续并保持稳定的发展态势，就能迎来经济繁荣发展的新局面。而稳住了中小企业，就稳住了就业的基本面。”四川大学商学院教授陈维政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

《中国经济周刊》首席摄影记者  肖翊I摄

疫情让很多人改变了出国留学的想法

受疫情影响，出国留学的人数在减少。从美国来看，2021年，在美的中国留学生总数不到35万，较2020年度减少3.3万人。对于这一变化，很多人的第一直觉反应是疫情因素导致。

美国国务院教育与文化事务局和美国国际教育研究所共同编制的《2021年美国门户开放报告》显示，2020—2021学年，美国各类高等教育机构国际学生总量为914095人，近5年来首次跌至100万人以下，较2019—2020学年的1075496人下降了15%，这一降比也创下了自1948—1949学年美国国际教育研究所跟踪和统计国际学生数量以来的最大单年下降纪录。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学院院长梁学宏表示，因疫情和国际形势影响，中国家庭的留学意愿有明显下降，2021年留学生数量较2019年下降了近40%。

“国际化途径是缓解就业压力的重要渠道之一，我国每年都有相当规模的大学生出国继续深造以及交流。疫情之下这部分人群受到影响，直接导致今年大学生就业压力增大。”杨宏山说。

一方面是走出去留学受阻，另一方面留学生回国求职人数在增加。

智联招聘2021年发布的《2020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显示，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全年在国内求职的海归总人数同比增长33.9%，其中应届留学生人数猛增67.3%。这也加重了今年大学生就业压力。

公共部门应积极创造短期岗位助推大学生就业

为解决高校毕业生就业难，今年3月，教育部办公厅发布通知，开展全国高校书记校长访企拓岗促就业专项行动，提出2022年3—8月期间，各高校党委书记和校（院）长，主动走进园区、走进行业、走进企业，建立就业合作渠道，努力为毕业生挖掘更多岗位资源，提供更多优质和精准的就业信息。

“我们学校对访企拓岗促就业行动十分重视，校长专门召开会议，听取每个学院的学生就业情况汇报，有针对性地提出要求。领导重视传递了一个重要信号，促使学院扎实做好这项工作。”杨宏山表示。

为贯彻落实国家相关部门出台的《关于鼓励科研项目开发科研助理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的通知》，近几年，中国人民大学持续开展现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科研助理或者行政助理职位。

2020年7月3日发布的公共管理学院科研助理招聘启事，在岗位待遇一栏，写明了科研助理岗位采用劳务派遣的用工形式，聘期两年，期满可根据工作需要续签协议，具体薪酬福利待遇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2020年我们公共管理学院提供的科研助理岗位，有四五个学生申请。这些岗位为有需求的学生提供一个阶段性就业机会。大学生毕业了就要离开学校和宿舍，一些学生准备‘再战’考研，需要在外面租房。在北京即便合租，少则上千，多的要好几千元，对于困难学生来讲，刚毕业如果没有一个工作，从哪儿来钱支付这个费用？”杨宏山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各高校和公共机构，如果能够提供类似的弹性就业、灵活就业和短期就业机会，能够缓解一部分大学生的就业压力，也是对帮助他们实现职业规划目标的一种支持。

《中国经济周刊》首席摄影记者  肖翊I摄

多管齐下化解大学生结构性就业矛盾

1999年，我国高校扩招开启了中国高等教育规模发展模式。2003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快速突破15%，进入大众化阶段。2019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了51.6%，在学总规模也首次突破了4000万人。

一般来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15%以下时属于精英教育阶段，15%～50%为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50%以上为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这也就意味着，2019年我国高等教育正式进入普及化阶段。

2021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进一步提高，达到57.8%。这一年，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4430万人。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步入普及化教育阶段，结构性矛盾成为制约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关键。

“以前大学生数量少，比如1999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人数才84.76万人，不到100万，那时不存在就业问题。今年大学生毕业人数达到1076万，大学生毕业人数从100万到1000万，涨了很多倍，如果不去工厂，哪里有那么多的白领岗位让大学生就业？”陈维政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

在他看来，之所以出现结构性就业矛盾，跟近年来大学升级有关。

“现在大量的中专和高职（专科）院校升级为大学（本科）。因为如果仍然叫中专、大专，这些学校对学生就缺乏吸引力。很多职业学校原本是可以培养专业技术型人才，现在纷纷升级上位，都去建研究型大学，我们怎么可能需要那么多研究型人才？”陈维政说。

近年来各省份重视地方教育的发展，纷纷将专科升格为本科，让当地教育水平正走向一个新台阶。比如山东外国语职业技术大学，始建于2005年，前身为山东外国语职业学院。学校于2018年12月经教育部批准升格为职业本科学校，并于2019年5月更名为“山东外国语职业技术大学”，成为全国首批本科层次职业学校之一。

在陈维政看来，那些大专层次的职业学院争取成为本科学历的大学，主要是因为好招生，对外形象也会好很多。但是，他担心如果这些职业学院升级为大学，就会按照本科考核体系，向国家985、211大学看齐，慢慢将“职业”两个字拿掉，进而成为可以招收硕士生和博士生的研究型大学。

在北美，高等教育学校主要分为大学和社区学院两大类。大学与我国的大学相同，主要是学士、硕士和博士的教育，等同于我国的本科和研究生教育。社区学院相当于我国的大专和中专，毕业生一般没有学士学位，只有毕业证书，主要是职业技术教育。

我国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对专科层次的高等职业学校升级为本科层次的大学提出要求：如果符合产教深度融合、办学特色鲜明、培养质量较高等条件的，经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审批，可以实施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

不过，陈维政对此有些担忧，“职业学院都升级为大学一是可能没有能力而徒有虚名；二是不利于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进而影响大学毕业生就业。”他认为，相关部门应审慎批准专科性质的职业学院升级为本科院校。

杨宏山从体制机制层面提出了大学生就业市场存在的结构性矛盾的症结。在他看来，当前，有的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与社会需求存在不匹配的问题，主要是培养方案、教学内容与社会需求存在脱节问题。大学的专业设置、教学内容需要与时俱进，跟上社会发展、科技进步的步伐，与社会的需求相契合。

“高等教育需要注重需求导向，不断改进人才培养和就业评价机制。就业评价机制会形成传导作用，促使产学研更好地结合。而产学研结合就是以需求为导向，培养社会所需要的人，只要我们重视用户满意度，就会对学校的人才培养形成一种传导机制，从而避免出现有的专业只管招生，而不考虑未来是否能够就业的局面。” 杨宏山表示。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22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