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第10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石青川 | 重庆报道
2022年4月越南媒体《The Saigon Times》登载了这样一则新闻，李嘉诚旗下地产旗舰长实集团与日本欧力士集团，通过越南当地合作伙伴万盛发集团，携手走进了胡志明市市长潘文迈的办公室。紧接着5月份互联网上出现了美国总统拜登支持美国企业将产业重心转移到东南亚的言论，尽管传言的真假难辨，但不少企业移步东南亚的事情却真的正在发生。
问题也随之而来，部分制造业的迁移方向为何不是向西而是流入了东南亚？中国西部与东南亚是否正在形成制造业迁移之争？
越南河内一家工厂的工人正在生产服装
产业西迁被东南亚“截胡”？
2022年一季度，越南GDP达到921.75亿美元，同比增长5.03%，高于“世界工厂”中国（4.8%）与东盟唯一发达国家新加坡（3.4%）。目前三星超50%的手机出口以及1/3的电子产品都出自越南。另外，耐克超50%的鞋类产品以及30%的服装产品，都在越南工厂完成。
这些数据对于肖跃来说就是眼前的形势，肖跃也叫阿边，这是他为了能更好地融入东南亚生意环境而取的名字。阿边这两年把之前开在广东佛山的家具厂迁到了越南，同时也在马来西亚开了工厂。阿边兴奋地指着货运单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前几天装柜的这些就是拉去越南的，到当地后再深加工，最后整装打包上市销售。劳动力太便宜了，仿佛看到了二三十年前的中国。”阿边还说，周围的工厂主现在都是这样的模式：“把钣金装柜过去再做喷涂，整装上电子零部件就可以上市销售了。尽管我们这边喷涂加工厂大把，但大家都不在本地做，而是拉到越南做。”
越南当地人阿决（他的中国朋友这样称呼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像阿边这样从中国迁入越南的企业并不少，在胡志明、平阳、同奈、北宁这些地方都遍布着从中国迁去的工厂。从阿迪、耐克的代工厂到三星与富士康，曾经支撑沿海加工制造半壁江山的企业几乎都没有缺席东南亚这块土地。由于一部分摩托车制造商直接在越南建起了工厂，曾经从事从中国整车进口到越南的阿决，近几年也不再从事这方面的业务。
据统计，今年前4个月，越南进出口总额达2424.3亿美元，同比增长15.9%（净增332亿美元）。曾经被寄予厚望的东部沿海产业西迁构想，现在看起来似乎被东盟国家“截胡”？
西部地区的天然劣势？
在普遍的印象中，东南亚的人力成本远低于中国。但实际情况并不那么简单。阿边说，东南亚各国情况其实各异，例如马来西亚，商场中销售的薪资一个月差不多能达到3000元人民币，与西部二线城市差距不大，工厂工人一般时薪也能达到30元人民币，越南会低一些。但东南亚工人比较自由，阿边抱怨说，在马来西亚的工厂，工人几乎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并且周末没人愿意加班，“他们几乎就是及时行乐，不想存钱，不想当师傅”。
阿决的一位旅居越南的中国朋友也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讲述了一次请工人修电控系统的经历。当时一个电控配件损坏，尽管当时刚到晚上6点，但他还是发现卖电控配件的店几乎都关门了。为了第二天能正常用电，他一大早便出门找合适的电控配件，但再次发现由于是周日，这些店还是没有开门营业。最后阿决的朋友被迫休息一天，修电控系统的事情不得不推迟到周一。“就不停电这一条，国内大部分地方能秒杀越南。”
甚至一些大企业的项目在东南亚过得也不舒服。顺灏股份董事杜云波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在其公司位于柬埔寨的项目，生产设备的零部件损坏都要从国内进口，并且柬埔寨当地行政效率奇低，这个项目筹备多年，至今未能正式投产。
这么算下来，人力成本虽然有一定优势，但是效率会打折扣。所以人力成本可能是产业迁移的初衷，但并不是产业迁移至东南亚的最主要原因。
以经济速度增长最快的越南为例，2021年越南进出口总额达到GDP的1.85倍。也就是说，越南经济增速，高度依赖了进出口贸易。而进出口贸易最重要的便是货运物流。阿边给记者算了这么一笔账，3年前如果将他的柜子走陆运出口而非海运，每一个大型柜子成本要增加18000元人民币。不选择迁移进中国西部，而入东南亚的一个原因也清晰了——中国西部没有海运港口。
重庆市綦江区工业园区一生产车间内，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智能会议平板电路板组装和触点精度校准。
电子产业西迁带来的川渝崛起
多家企业告诉记者，如果因为人力成本提升而选择西迁，那首选地一定是川渝。“因为川渝承接能力很强，中欧班列桥头堡。”其中一个企业负责人如是说。
“从改革开放到现在40多年的历史来看，我们的产业链，已经有一部分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了。”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研究员李长安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从历史上看，产业迁移已经发生多次，而上一次刚好就是电子产业的西进。当时产业链迁移的两个主角就是中国西部与东南亚。
2006年11月，越南正式加入WTO，第二年富士康创始人郭台铭发现越南人力成本只有深圳的三分之一，于是当即拍板5年投资越南10亿美元的计划，还在北宁买下超过400公顷的土地，进行从大陆将产业链迁移的第一次大动作。
但不幸的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东南亚被波及，富士康的东南亚之旅被迫叫停。金融危机过后，富士康深圳园区又发生了一些引发网络争议的事件。在舆论压力以及人力成本压力下，工厂迁移已经迫在眉睫。
也是在这个节骨眼上，重庆出手了。2010年8月，时任重庆市长黄奇帆带队赴京，向海关总署、铁道部提出开行一条重庆至欧洲铁路大通道的请求。如此一来，尽管没有海运港口，但陆运速度将得到提升，仅需15天左右，就可以将组装好的笔电产品运送到“渝新欧”的终点站，位于德国鲁尔区的杜伊斯堡。尽管运费高于海运，但时间仅为海运的三分之一。对高价值的货物来说，陆运更优于海运。
加上2009年重庆申请了保税区。一个完美承接“两头在外”产业的内陆枢纽城市就这样诞生了。在重庆的物流与税率条件成熟后，富士康率先将组装厂迁了进来。随后惠普、宏碁、华硕三家品牌商，富士康、广达、英业达、仁宝、纬创、和硕等六大主机生产商陆续迁入。时至今日，包括戴尔、东芝、索尼、苹果、小米等几乎所有电子品牌均在重庆有布局，整条电子产品产业链也随之崛起。重庆2021年笔电产量超过1亿台，产值逾4000亿元，连续8年位居全球第一，且占据四成市场份额。在笔电拉动下，重庆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超17.3%，以笔电为核心的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占同期重庆出口总值的72%。这次西进带来的经济效益，到12年后的今天依然无可替代。
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相似的“两头在外”产业形态
一位曾参与过越南项目投资的投行人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越南跟中国有关的业务常见有两种，一种业务是越南承接中国的外资产业转移，但需要产业配套，依然需要从中国进口配套服务，这种对于越南经济有拉动，有些成品还会出口到中国。但更常见的是另一种，即从中国进口原材料或半成品，加工成品后出口欧美，这种业务的增长将造成越南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同时扩大越南对欧美的出口，比如近几年的光伏行业，甚至有些直接在东南亚做转口贸易。这种形态就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极为相似——“两头在外”。
这种形态一般来源于两个成本优势，即人力成本优势与土地成本优势。会因为这两个优势而放弃中国西部地区的产业十分有限，并且基本集中于加工制造业。根据中信建投的研究报告显示，计算机/手机及其他机械设备、成品的纺织服装是越南主要出口商品，而计算机/手机及其他机械设备的零部件、纺织材料是其主要进口商品。
云南国际商会副会长张春艳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分析，产业转移到西部的主要原因有产业扶贫政策的指引、部分产业对资源依赖、一小部分产业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等。而转移到东南亚地区的因素为人力资源成本、最惠国待遇，因经贸摩擦而产生的原产地认证、部分产业的进出口配额以及东盟10国的市场准入等。
“从这个角度来说，国内企业到越南等东盟国家设厂，与向中西部产能转移，其实二者不矛盾，各取所需，定位不同。”张春艳说，东南亚经济的发展也能为与其贸易频繁的我国西南地区带来消费能力更强的市场，相辅相成。
中国西部如何维持竞争力？
从这个角度看，东南亚地区与我国西部地区暂时不存在产业争抢关系。但伴随产业迁移而发生的是产业链的重构，同时随着技术不断升级，低端产业下限也在上移，在未来某一天东南亚与我国西部可能终会存在竞争关系。
我国西部该如何未雨绸缪？重庆大路物流董事长吴建忠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提醒，营商环境一定是首要的。吴建忠来自江苏无锡，几年前因为招商引资的政策吸引，加之对西南地区物流产业地位的判断，从江苏来到重庆，打算在璧山区建立物流中转基地。但由于后来璧山区政府将原物流基地的用地规划修改为大健康项目，双方对后续的问题处理存在分歧，最终导致他的投资搁浅。
其次是产业工人的培养。李长安提醒道，中西部地区要持续加强对劳动力的培训，因为在东部地区，甚至在东南亚地区，都拥有一批相对比较熟练的产业工人。而低端产业下限不断上移，工厂对熟练产业工人的需求也会持续扩大。所以在这个方面，对产业工人的技能培训是比较重要的任务，也是吸引产业转移的重要条件。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22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