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第8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孙冰｜北京报道

蓝领（Blue-collar）和白领（White-collar）的称呼是“舶来品”，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前者通常指体力劳动者，在大众印象中辛苦且收入低，而后者则是脑力劳动者，意味着体面和高收入。

但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对于蓝领和白领的认知也在发生变化。“月薪3500元招得到大学生，却招不到蓝领工人”“送快递的比收快递的赚得多”……这些看似难以理解的现象，却在真实发生。

薪酬在一定程度上会体现出供需关系，蓝领“招工难”与白领“就业难”共存背后，折射出一系列值得关注的问题。当高达几千万人之巨的技能蓝领缺口，成为困扰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一大瓶颈，当超千万高校毕业生面临史上“最难就业季”，当灵活就业人口突破2亿在总就业人口中占比近三成……这意味着政府、企业、个人，都正面临着时代带来的新趋势、新挑战，当然也有新机遇。

个人命运，永远都是时代的注脚。蓝领的未来在哪里？未来的蓝领又会是怎样的？

“新蓝领”崛起，制造业蓝领分化

根据2021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16～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为8.8亿。而今年2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1年末，全国就业人员总数为7.465亿人。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还显示，截至2021年底，中国灵活就业人口已经达到了2亿，在全国就业总人口中占比超过26.8%。

虽然对于蓝领（指体力劳动者）人数并没有官方数据，但企鹅智库、中智咨询等专门发布过中国蓝领群体研究报告的机构普遍使用的数据是：中国的蓝领群体规模达4亿人以上，其中服务业蓝领约占1.2亿，制造业蓝领约占1亿，建筑业蓝领近8000万。而白领人群规模只有蓝领的一半，在2亿左右。

由此可见，蓝领群体内部结构已经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与过去蓝领群体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不同，大量的蓝领群体正在向第三产业，即服务业流动。这部分蓝领，以及近年来不断涌现的灵活就业、新业态的蓝领一起被称为“新蓝领”，他们也从事体力劳动，但和典型蓝领（制造业产业工人）有很大区别，数量较多也比较有代表性的群体有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

一方面是蓝领的社会吸引力和认同感低于白领，导致供给不足；另一方面是蓝领群体内部大量流向第三产业，因此，制造业的“用工荒”问题开始日益突出，尤其是缺乏技能型蓝领工人。

教育部、人社部、工信部联合发布的《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显示，到2025年，中国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人才需求缺口将达到近3000万人，缺口率高达48%。

制造业内部会将蓝领工人分为普蓝、深蓝和锐蓝。普蓝是指不具备关键技能、主要靠纯体力劳动获取收入的蓝领人群；深蓝是指具备一定技术能力的技能型蓝领，他们是蓝领阶层的中坚力量；而锐蓝是指拥有高级专业技能和丰富经验的高端蓝领人才。

而蓝领人才的紧缺度也随着技能要求的升高而升高。中智咨询在其2022年3月发布的研究报告中指出，目前市场上高技能人才的求人倍率（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长期保持在2以上，一些自动化智能化相关的紧缺技能岗位求人倍率甚至在10以上。

联宝科技的青年工人

宁可送外卖也不愿当工人，董事长的疑问年轻人会如何回答？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小康集团董事长张兴海关于“鼓励年轻人少送外卖多进工厂”的建议，冲上热搜，引发全民热议。

福耀玻璃集团创始人曹德旺也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表达了不解:真是搞不懂现在的年轻人，宁可去送外卖、送快递、当保安，都不愿意进厂，这导致了中国制造业的 “用工荒”趋势越来越严重。而在2016年，曹德旺也曾抱怨房地产行业薪酬高抢走了工人，也抬高了制造业的用工成本。

“如果真的有老板愿意问我这个问题，也愿意听听我的真实想法，我可能会先带他跑一个月外卖，再让他去自己工厂里当一个月工人，然后让他们假设自己是20岁，看看他们自己会怎么选？”面对记者提出的疑问，葛乾坤非常认真仔细思考了很久，然后给了记者上面的答案。

1995年出生的葛乾坤，16岁初中毕业后就从河南老家来到深圳打工，第一站就到了一家电子配件厂做工人。

“那时候我没学历没技能没经验，只能先进厂打螺丝，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一个月算上加班费能拿到2000多块钱。但我来深圳的目标是赚钱，最好能赚大钱，可工厂里一是收入太低了，二是没有希望，感觉这个工作一眼就能望到头，所以做了半年我就辞职了。”葛乾坤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普工想要有好的收入是不可能的，只有成为关键岗位上的技术工人才能月入过万。但也会面临另外一个问题：只能在这个圈子里工作。如果有一天你想离开这个城市回老家，可老家没有这种岗位怎么办？”葛乾坤说。

葛乾坤说，自己虽然很喜欢深圳，但从来没想过在大城市扎根，他的计划是赚到二三十万在老家县城买套房，再留些钱给父母，然后去做些自己喜欢的事。

但要想“搞钱”尤其是“搞大钱”，葛乾坤和很多在深圳的打工人想法一样，肯定是要自己当老板，于是，他打算也去做点儿小生意。

“当时我们工业区门口有很多摆摊卖水果的，我跟他们聊了聊，发现挺赚钱的。于是，我也买了三轮车开始摆摊卖水果。17岁那年，我就靠摆摊赚了一万多块钱，我印象特别深，当时苹果刚出iPhone 5S，我就买了一部。”葛乾坤说。

但好景不长，随着随意摆摊不再被允许，葛乾坤的三轮车也先后被没收了两辆，这个水果摊的“创业项目”，最终不仅没赚到钱，还赔了钱。

不过很快，葛乾坤又看到了新的机会。“那时候外卖刚刚兴起，我买了辆电动车就开始跑，没想到第一个月就拿了9000多块钱。2016—2019年间，我几乎每个月的收入都能过万。2018年，我还买了人生中的第一辆小汽车。”葛乾坤自豪地说。

网上有一些人批评年轻人，不应该去做送快递送外卖这种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不利于个人成长。但葛乾坤并不认同，他认为，送外卖门槛虽低，但干好也不容易的，并不是没有技术含量的，更不是无脑工作。

“很多人问我建议，要不要来送外卖，我都会跟他们说，如果认为只要能吃苦就能赚到钱，那估计要失望了。我们站点有120多个小哥，一般只有20%的小哥能够月入过万，如果淡季可能就只有10%能月入过万。”他说。

虽然收入不错，但葛乾坤依然觉得这不是长久之计。“外卖也不能送一辈子呀。”虽然年纪不大，但同事们都会叫葛乾坤“老葛”，可能他有着超过年龄的成熟。

2019年，葛乾坤决定开始尝试拍短视频，做自媒体。“我一开始连‘16∶9’是啥意思都不知道，但我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努力做半年，如果粉丝到不了5万就放弃。”他说。

葛乾坤说，他自己并没有想到，这会成为到目前为止，对他人生改变最大的一件事。仅仅用了几年的时间，葛乾坤就变成了全网粉丝超百万的知名UP主——“葛较瘦”（身高185cm的葛乾坤很瘦）。

记者也翻阅了“葛较瘦”在自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很多短视频内容，绝大部分都是他作为一个在深圳打拼的外卖小哥的日常，有工作，有生活，也有自己身边同事朋友的故事。

“很多人其实不了解这个行业，所以我见到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情，就会记录下来。关注我的粉丝很多是在深圳打工的年轻人，也有想来送买卖的人，想先从我这里了解一下这是一份怎样的职业。”葛乾坤说。

虽然目前葛乾坤每个月做自媒体所获得的广告和流量分成收入能够达到一万多，甚至比送外卖赚得还多，但葛乾坤还是有些焦虑，“感觉自己好像被短视频绑架了，不知道该拍什么。”葛乾坤还和记者交流了一些新媒体运营经验。

当年轻人“长大”了，会愿意进厂吗？

如果说葛乾坤的想法，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90后、95后的年轻人，那么，刘义就是葛乾坤口中那种和自己想法很不一样的80后。毕竟，在他们这个年纪，面临着上有老下有小的压力，有妻儿要照顾，自然会更有责任感，也会考虑得更多。

刘义是黑龙江人，今年35岁。10多年前，他从老家南下广东打工，在深圳做过服装批发，也开过小吃店。但疫情来了，刘义的小吃店很难再继续经营下去，于是，他和爱人一起来到东莞清溪镇，进入立讯精密旗下的一家电子厂工作。

“这不是我第一次进厂，之前在佛山的一家灯饰照明也干过，但那家和现在的工厂比，可以说是天壤之别。”刘义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刘义工作的这家工厂主要为华为的5G基站、蓝牙耳机等生产零件，工作环境很好，管理也比较人性化，而且工资待遇在东莞也算是比较高的。“主要是感觉这家企业还是挺有发展前景的，一些老员工在这里都做了六七年了，到了一定级别之后，一年收入能到12万以上。”刘义说。

但刘义告诉记者，能找到这家公司，他也是走了弯路的。据记者了解，工厂和求职者之间往往会存在很大的信息差，而一些中介、猎头公司并不是帮助双方有效对接，反而是以各种方式加大信息不对称，以从中牟利。

“一开始我也是让中介给骗到东莞的，我最初是以派遣工的身份进厂的，后来发现，派遣公司虽然承诺的工资更高，但实际上会以各种理由克扣，到手的工资反而更少，而且只有直签的员工才有晋升的可能。于是，我从派遣公司辞了职，重新到工厂应聘成为直签员工。”刘义说。

进厂工作半年后，刘义因为表现出色，被提拔成了线长，会负责一条生产线的管理工作，薪水也增加了。但是，对于刘义来说，目前收入还不能达到他的期待。

“我很喜欢现在的工作，也打算继续做下去，但在工厂做工人，毕竟最多就是到45岁左右，我得为以后的生活做打算。”刘义说，他们夫妻两个目前都在工厂打工，但未来还是希望找个小生意做，然后在老家县城买个房子。

为了多赚一些钱，刘义会在每天下班之后或者节假日去跑跑外卖。“之前我在深圳跑过一段，算是有些经验。东莞夜宵订单多，我每天就专门跑夜宵时段，偶尔休息日的白天也跑跑，难度不大又能挣到钱。如果不去跑单，可能就是躺沙发上刷刷短视频，还不如去跑单赚钱，这片我熟得很，等于兜兜风。”刘义说。

刘义告诉记者，他给自己设定了一个小目标：每天至少跑出100块钱，不跑到不回家。这就意味着，一年下来，能够多出三四万的收入。加上在电子厂的工资，刘义说能感到自己正在离目标越来越近。

“我现在这个年纪，正是当打之年，现在不努力将来一定后悔，多干点儿，就能让老婆小孩过得更好点。”刘义说。

什么样的工作才是“好工作”？

像葛乾坤能够理解刘义一样，刘义说，其实他也能够理解为什么年轻人不愿意当工人。 “进厂特别不自由，有时候工作做不好还要挨骂。他们又没有什么压力，父母也还年轻，没钱花了，就找父母要。”他说。

葛乾坤说，说不定等他成了家有了孩子，开始面对生活的压力，也会选择更安稳的工作，哪怕是他现在最不喜欢的不自由的那种。从工人到外卖小哥再到UP主，葛乾坤虽然年纪不大，但已经通过自身体会，或者周遭观察，了解到了不少职业的酸甜苦辣，也开始对职业选择有了自己的看法。

“你认为，对于年轻人来说，什么样的工作才是一份好工作？”记者问。

“没有年轻人愿意给自己的未来设限。我不认为年轻人不喜欢枯燥的流水线，渴望自由有什么问题。想要自由，不是怕吃苦，而是自由意味着可能性。没有可能性，人生就没有希望，怎么会有努力奋斗的动力？如果有一份工作，让我觉得我愿意为这件事奋斗一生，那就是好工作，我也很想找到这样的工作。”葛乾坤回答说。

“这个社会变化太快了，你在厂子里面干5年，可能很安稳，但生活就是宿舍到车间两点一线；可如果你在外面跑5年，就能够看到更大的世界。我3年前打死也想象不到，我能全网粉丝过百万。”葛乾坤说。

但葛乾坤也承认，这个时代因为赚快钱的机会很多，所以人心很浮躁，很多人对未来期待很高，但现实中却眼高手低，天天都在混日子。

刘义则觉得每个人的立场不同，因此对于好工作的想法也会不一样。“我们想的肯定是钱多、被尊重、能干一辈子……但老板们想的肯定是工人都年轻、好用、便宜，能像机器人一样靠谱。”他说。

无论蓝领还是“新蓝领”，主要来源都是农民工群体。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1年末，我国农民工的总量为2.925亿人，中国农民工2021年的月均收入为4432元。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我国制造业的平均工资是82783元，而从2009年至2020年，制造业人均工资上涨2.1倍，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0.79%，略低于全体就业人员的平均增速。而在19个重点行业中，制造业的平均工资排行第14位。

要成为能够吸引年轻人和更多人才的“好工作”，制造业仍需努力。

蓝领的未来能通往中产吗？

“只有当蓝领阶层有机会成长为中产阶层，才能使全社会的收入分配结构从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转变。”早在2014年，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就曾提出过改变蓝领群体社会定位的重要意义。

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依据国家统计局的标准，我国中产人群的标准是年收入在10万到50万之间，有车、有房、能旅游。

无论是葛乾坤，还是刘义，如果从单纯的收入角度，他们似乎距离中产的收入标准并不遥远；但如果将中产定义为生活状态和社会认同，那他们又似乎很远；在他们打拼的深圳会显得无比遥远，但如果按照他们的计划那样回到老家的县城，又并不遥远。

在安徽合肥工厂里工作的合肥人宛俊龙其实收入并不如葛乾坤和刘义高，但他的满足感却要高很多。

工作中的宛俊龙

“我刚进厂的时候可以说是一无所有，但8年来，我在这里经历了结婚、生小孩，又买了房子，虽然现在是‘负债累累’，但这也是8年来，我最有成就感的事情。”宛俊龙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1990年出生的宛俊龙之前曾经离家在外地打工，当老家也有了大企业落户，虽然开出的薪水要比上海低一些，但他还是毅然决定回家。2014年，他进入联宝科技成为一名产线工人，现在已经晋升到大组长，属于中层管理岗。

“人这一生很奇怪，你不知道会在什么时间遇到什么事，遇到什么人。我当时本来就是想打个工，找个工作，谁承想把自己陷在这里走不了了。”宛俊龙半开玩笑地说。

宛俊龙说，他也曾经现身说法，说服了25个亲戚朋友来自己的工厂上班。“是有很多人会考虑去送快递、送外卖，但我会告诉他们现在工厂工作环境很好，不是想象中的脏乱差，还可以包吃包住。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工厂上班你会有学习和晋升的空间，通过学习技术和积累经验，你会变得越来越值钱。”他说。

业界普遍认为，对于没有技能，从事低端、重复工作的普蓝，未来的发展趋势是“机器代人”；而需要一技之长的深蓝和锐蓝，则会随着中国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转型而需求激增，这也会带动蓝领整体向技能型转变，进而收获高收入和向中产阶层跃升的可能。

在宛俊龙的工厂里，已经有很多简单重复劳动的普工岗位被机器人所取代，企业也提供了很多培训提升的机会，鼓励工人向技能人才和高级技能人才转型。而这些关键岗的薪酬待遇，是可以媲美当地白领薪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