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第6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杨琳｜北京报道

目前，全国多地已陆续公布今年的重大项目名单，并以此为抓手，在先进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两新一重”等重点领域的项目集中开工，全力冲刺一季度经济“开门红”。

截至3月20日，据《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不完全统计，已披露数据省份的总投资额累计至少已超8.09万亿元 （部分地区未公布数额）。

这些重大工程项目不仅开工早、数量多，投资额也在增加。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1—2月份，我国投资新开工项目个数同比增长1.1倍，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增长62.8%。

全国重大项目密集开工，开工早、投资额增多

从一季度开工项目的总投资额来看，《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不完全统计发现，投资额最大的是湖北省，高达1.4万亿元。江西、湖南次之，分别为1.2万亿元和7562亿元。仅这3个省份在一季度开工的重大项目的总投资就超过3.3万亿元，项目超过5300个。

梳理各地方政府开工时间线可以发现，今年各地对于启动重大工程的心情十分迫切。

2月7日，春节收假第一天，陕西举行了2022年一季度重点项目集中开工活动；次日，湖北、广东佛山等地集中开工。还有部分地区的重大项目甚至早在1月就已经开工，包括安徽、浙江、山西运城、上海浦东新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以及河南开封、平顶山、鹤壁等地区。

与往年相比，不少地区提前了开工日程。不仅开工早，项目数量、总投资额也在增多。

以总投资额最高的湖北为例，湖北省一季度开工重大项目数、项目平均投资额均为历年同期最多。而且，湖北以交通运输作为固定资产投资的硬支撑，其重大交通运输项目在1月中旬集中开工，开工时间较往年更早，建设项目规模比去年一季度投资总额多110亿元，创历史新高。

再看其他地区，自2016年以来，四川历年一季度重大项目集中开工均在2月或3月份，今年提前到元旦节后上班第一天，相比各个省份，时间为最早；2021年3月2日，福建省举行第一季度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活动，而在今年，这一时间提前到2月7日，总投资额从1767亿元增长至2398亿元，同比增长约35.71%，年度计划投资额也同比增长约24%。

除了省份，很多城市也掀起开工潮。比如省会城市南京，在2月18日南京浦口区举办的2022年重大项目集中开工仪式上，共集中开工61个项目，投资总额达613亿元。这是南京江北新区管理体制调整以来，浦口集中开工项目数量最多、投资规模最大的一次。

从各地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和相关负责人的表态，外界可以一窥地方政府对重大项目开工的重视程度。

湖北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今年要紧盯总投资10.3万亿元的11287个亿元以上项目，能开则开、能快则快。吉林则要求，扎实开展投资和项目建设攻坚行动，提早进行项目集中开工。青海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今年一定努力打一个项目投资的翻身仗，青海发改委更是“把重大项目开复工作为一季度工作的重中之重”。

今年各地以重大项目为抓手，向投资开足马力的积极性可见一斑。

2022年2月26日，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宜昌至郑万高铁联络线施工现场。

2021年8月5日，江西省新余市高新区锂电新能源产业园施工现场。

为什么基建、新基建等领域是各地政府投资的重要抓手？

从固定投资增速来看，吉林、江西、海南、山西、甘肃、新疆、四川等省份，今年的增速目标略低于去年。辽宁、黑龙江、安徽、广东、广西、云南等省份今年的增速目标高于去年，整体浮动在3个百分点左右。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贺京同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解释了影响各地制定投资增速目标的因素。第一，这与各地对自身发展规划，特别是中、长期发展规划及具体经济情况的认识和判断有关；第二，跟财政收入有关，政府要量力而行、量入为出，因为财政收入决定投入水平；第三，跟历史投入有关，历史投入的比较多或者是长期比较稳定的，一般波动就较小；第四，与各个地区间的异质性有关，包括资源禀赋、环境禀赋、工业状况，还有不同地区的短板等。

而第四点也是各地选择重点投资领域的依据。“比如，海南在水利方面存在短板，在这方面就要有所投入；贵州、西藏、新疆等省份在能源方面的禀赋显而易见，他们自然会朝这个方向发力；比如天津，投资先进制造业就与这座城市的工业禀赋有关，因为它是中国最早的工业化城市之一；再比如北京、上海这样拥有超大规模人口的城市，投资基础设施也是满足公共需求和城市发展的必须。”贺京同说。

虽然各地因具体条件不同在投资领域和项目选择上有一定差异，但也存在不少共同点。比如，基础设施建设、“两新一重”（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设）、民生项目等，是各地投资出现的高频词。

几乎每个省份都强调了基础设施建设，其中，机场、铁路、能源、水利工程等均为重点投资领域。天津、河北、吉林、四川、重庆等省份均重点投资“两新一重”；吉林、浙江、安徽、江西、广西、湖北、山西、陕西、四川、贵州、云南等省份也均提到了新基建；北京、山东、浙江、山西、重庆等省份更多向民生领域发力。总而言之，基础设施、新基建等涉及公共服务的领域是各地政府促进有效投资的重要抓手之一。

“第二个百年我国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打基础非常重要，比如交通运输、城市地下管网、水利治理等方面，打一个高水平的基础非常迫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第一个百年我国解决的是“有没有”的问题，第二个百年要解决“好不好”的问题。“所以基础设施包括公共服务、相关设施、学校医院等的建设，必须强调高质量发展的理念。”

“打基础以及向公众提供公共产品，和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这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优势。资本主义国家是‘大市场、小政府’，所以公共产品做得不是很好，我们恰恰可以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充分发挥政府作用，在窗口期机遇期，把打基础和提供公共产品的事切实做好，这非常关键。”张立群提醒，在投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项目建设的同时，制度建设也要跟上。一是要做好规划，选择好要做的项目。二是要把工程建设的相关制度建设好，“比如怎么保障对工程全过程的管理、怎么完善项目负责制制度，这些都要做好，确保工程质量。”

多省份为何今年开工早？

去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2022年经济工作中要求，“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到“政策发力适当靠前”，并提出“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和‘十四五’规划，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

“这就不难理解各地为何今年开工早、项目多、投资额增多。”张立群从3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首先，今年稳增长的任务比以往更繁重。而稳增长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在这三重压力之下，要稳住经济宏观大盘，切实加大宏观政策力度很重要。“尤其在解决需求收缩扩大内需的问题上，要发挥政府投资的带头作用。扩大内需最重要的就是政府带头，而政府带头最重要的是要抓投资。”

其次，从资金来看，我国今年提前下达了1.46万亿元的专项债额度，再加上去年结转的资金，今年一季度专项债资金规模很大，这也为建设重大工程项目提供了资金条件。

第三，今年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门围绕“十四五”的重大工程建设项目作出安排，为项目的选择提供了重要根据。在这个基础上，去年困扰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项目储备不足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

“上述这3个方面都表明，现在政府抓基础设施投资，抓公共事业投资，既有必要性又有可行性，而且是势在必行。各个地方‘能开早开，能快则快’，增强紧迫感，全力抓落实。”张立群说。

各地需警惕投资趋同

在各地政府如火如荼搞投资、建设重要项目时，也需注意防止造成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

今年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司负责人就促进工业经济平稳增长的若干政策答记者问时强调，投资是振作工业经济运行的“牛鼻子”，要切实发挥好投资引领作用，同时不搞大水漫灌、避免一哄而上，防止出现新的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实现高质量发展。

贺京同分析：“不只是工业投资，站在大国的角度，在项目的选择上也要防止形成投资趋同倾向。”

贺京同进行的研究表明，在经济发展初期，投资趋同可以产生规模经济效应，但是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投资趋同就会抑制经济增长。

“在此背景下，‘匹配作用’不容忽视。因为，若投资总量相同，使产出尽量趋于相互‘匹配’、投资分散化，也能带来一定的增长。尤其是在我们这样的大国，更应该注重匹配效应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弱化投资趋同。”他提醒，不要把投资投成了“消费”。

“投资行为只有体现出投资的特征，形成资产循环，保证资本的保值增值，投入的资金可回收，才叫有效投资，否则实质上就是一种消费。拿买车来说，出租车公司买车是投资，但对普通消费者来说这就是消费，就是这个逻辑，因为他没有完成资产的增/保值与循环。再比如修地铁，并不是每一个城市都需要发展地铁。因为这样容易造成‘不投资就经济下滑，一投资就产能过剩，一过剩又收紧’这种恶性循环。”贺京同表示，各地投资时要防止形成投资趋同，防止这种恶性循环。